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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厚,讳宗元。七世祖庆,为拓跋魏侍中,封济阴公。曾伯祖奭,为唐宰相,与褚遂良、韩瑗俱得罪武后,死高宗朝。皇考讳镇,以事母弃太常博士,求为县令江南。其后以不能媚权贵,失御史。权贵人死,乃复拜侍御史。号为刚直,所与游皆当世名人。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奭,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时被处死。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了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子厚少精敏,无不通达。逮其父时,虽少年,已自成人,能取进士第,崭然见头角。众谓柳氏有子矣。其后以博学宏词,授集贤殿正字。俊杰廉悍,议论证据今古,出入经史百子,踔厉风发,率常屈其座人。名声大振,一时皆慕与之交。诸公要人,争欲令出我门下,交口荐誉之。
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聪敏,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赶上他父亲在世时,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为进士,突出地显露出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能扬名显姓的后人了。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的官职。他才能出众,方正勇敢,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诸子典籍,议论时才华横溢,滔滔不绝,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声轰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想让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异口同声的推荐赞誉他。
贞元十九年,由蓝田尉拜监察御史。顺宗即位,拜礼部员外郎。遇用事者得罪,例出为刺史。未至,又例贬永州司马。居闲,益自刻苦,务记览,为词章,泛滥停蓄,为深博无涯涘。而自肆于山水间。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按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诗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练,像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
元和中,尝例召至京师;又偕出为刺史,而子厚得柳州。既至,叹曰:“是岂不足为政邪?”因其土俗,为设教禁,州人顺赖。其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没为奴婢。子厚与设方计,悉令赎归。其尤贫力不能者,令书其佣,足相当,则使归其质。观察使下其法于他州,比一岁,免而归者且千人。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其经承子厚口讲指画为文词者,悉有法度可观。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其召至京师而复为刺史也,中山刘梦得禹锡亦在遣中,当诣播州。子厚泣曰:“播州非人所居,而梦得亲在堂,吾不忍梦得之穷,无辞以白其大人;且万无母子俱往理。”请于朝,将拜疏,愿以柳易播,虽重得罪,死不恨。遇有以梦得事白上者,梦得于是改刺连州。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徵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像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象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前时少年,勇于为人,不自贵重顾籍,谓功业可立就,故坐废退。既退,又无相知有气力得位者推挽,故卒死于穷裔。材不为世用,道不行于时也。使子厚在台省时,自持其身,已能如司马刺史时,亦自不斥;斥时,有人力能举之,且必复用不穷。然子厚斥不久,穷不极,虽有出于人,其文学辞章,必不能自力,以致必传于后如今,无疑也。虽使子厚得所愿,为将相于一时,以彼易此,孰得孰失,必有能辨之者。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自己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像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能有辨别它的人。
子厚以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八日卒,年四十七。以十五年七月十日,归葬万年先人墓侧。子厚有子男二人:长曰周六,始四岁;季曰周七,子厚卒乃生。女子二人,皆幼。其得归葬也,费皆出观察使河东裴君行立。行立有节概,重然诺,与子厚结交,子厚亦为之尽,竟赖其力。葬子厚于万年之墓者,舅弟卢遵。遵,涿人,性谨慎,学问不厌。自子厚之斥,遵从而家焉,逮其死不去。既往葬子厚,又将经纪其家,庶几有始终者。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表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
铭曰:“是惟子厚之室,既固既安,以利其嗣人。”
铭文说:“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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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汉光武之故人也。相尚以道。及帝握《赤符》,乘六龙,得圣人之时,臣妾亿兆,天下孰加焉?惟先生以节高之。既而动星象,归江湖,得圣人之清。泥涂轩冕,天下孰加焉?惟光武以礼下之。
严先生是光武帝的老朋友,他们之间以道义互相推崇。后来光武帝得到预言天命所归的《赤伏符》,乘驾着六龙的阳气,获得了登极称帝的时机。那时他统治着千千万万的人民,天下有谁能比得上呢?只有先生能够以节操方面来尊崇他。后来先生与光武帝同床而卧触动了天上的星象,后来又归隐江湖,回到富春江畔隐居,清操自守,鄙弃禄位,达到了圣人自然清静的境界。先生视官爵为泥土,天下又有谁比得上呢?只有光武帝能够用礼节对待他。
在《蛊》之上九,众方有为,而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先生以之。在《屯》之初九,阳德方亨,而能“以贵下贱,大得民也”,光武以之。盖先生之心,出乎日月之上;光武之量,包乎天地之外。微先生,不能成光武之大,微光武,岂能遂先生之高哉?而使贪夫廉,懦夫立,是大有功于名教也。
在《盅》卦的“上九”爻(yao)辞中说,“大家正当有为的时候,偏偏显示不事奉王侯,保持自己品德的高尚。”先生正是这样做的。在《屯》卦的:“初九”爻辞中说,阳气(帝德)正开始亨通,因而能够显示“以高贵的身份交结卑贱的人,深得民心。”光武帝正是这样做的。可以说先生的品质,比日月还高;光武帝的气量比天地还广阔。如果不是先生就不能成就光武帝的气量的宏大;如果不是光武帝,又怎能促成先生品质的崇高呢?先生的作为使贪婪的人清廉起来,胆怯的人勇敢起来,这对维护礼仪教化确实是很有功劳的。
仲淹来守是邦,始构堂而奠焉,乃复为其后者四家,以奉祠事。又从而歌曰∶“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我到这个州任职后,开始建造祠堂来祭奠先生,又免除了先生四家后裔的徭役,让他们负责祭祀的事情。从而又作了一首歌:云雾缭绕的高山,郁郁苍苍,大江的水浩浩荡荡,先生的品德啊,比高山还高,比长江还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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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人者,盖当蓼洲周公之被逮,激于义而死焉者也。至于今,郡之贤士大夫请于当道,即除魏阉废祠之址以葬之;且立石于其墓之门,以旌其所为。呜呼,亦盛矣哉!
(墓中的)五个人,就是当周蓼洲先生被捕的时候,激于义愤而死于这件事的。到了现在,本郡有声望的士大夫们向有关当局请求,就清理已被废除的魏忠贤生祠旧址来安葬他们;并且在他们的墓门之前竖立碑石,来表彰他们的事迹。啊,也真是盛大隆重的事情呀!
夫五人之死,去今之墓而葬焉,其为时止十有一月耳。夫十有一月之中,凡富贵之子,慷慨得志之徒,其疾病而死,死而湮没不足道者,亦已众矣;况草野之无闻者欤?独五人之皦皦,何也?
这五人的死,距离现在建墓安葬,时间不过十一个月罢了。在这十一个月当中,大凡富贵人家的子弟,意气豪放、志得意满的人,他们因患病而死,死后埋没不值得称道的人,也太多了;何况乡间没有声名的人呢?唯独这五个人声名光荣显耀,为什么呢?
予犹记周公之被逮,在丙寅三月之望。吾社之行为士先者,为之声义,敛赀财以送其行,哭声震动天地。缇骑按剑而前,问:“谁为哀者?”众不能堪,抶而仆之。是时以大中丞抚吴者为魏之私人毛一鹭,公之逮所由使也;吴之民方痛心焉,于是乘其厉声以呵,则噪而相逐。中丞匿于溷藩以免。既而以吴民之乱请于朝,按诛五人,曰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即今之傫然在墓者也。
我还记得周公被捕,是在丁卯年三月十五日。我们社里那些道德品行可以作为读书人的表率的人,替他伸张正义,募集钱财送他起程,哭声震天动地。差役们按着剑柄上前,问:“在为谁悲痛?”大家不能再忍受了,把他们打倒在地。当时以大中丞职衔作应天府巡抚的是魏忠贤的党羽,周公被捕就是由他主使的;苏州的老百姓正在痛恨他,这时趁着他厉声呵骂的时候,就一齐喊叫着追赶他。这位大中丞藏在厕所里才得以逃脱。不久,他以苏州人民发动暴乱的罪名向朝廷请示,追究这件事,杀了五个人,他们是颜佩韦、杨念如、马杰、沈扬、周文元,就是现在一起埋葬在墓中的这五个人。
然五人之当刑也,意气扬扬,呼中丞之名而詈之,谈笑以死。断头置城上,颜色不少变。有贤士大夫发五十金,买五人之头而函之,卒与尸合。故今之墓中全乎为五人也。
然而,当五个人临刑的时候,神情慷慨自若,呼喊着中丞的名字骂他,谈笑着死去了。砍下的头放在城头上,脸色一点也没改变。有位有名望的人拿出五十两银子,买下五个人的头并用木匣装起来,最终与尸体合到了一起。所以现在墓中是完完整整的五个人。
嗟乎!大阉之乱,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而五人生于编伍之间,素不闻诗书之训,激昂大义,蹈死不顾,亦曷故哉?且矫诏纷出,钩党之捕遍于天下,卒以吾郡之发愤一击,不敢复有株治;大阉亦逡巡畏义,非常之谋难于猝发,待圣人之出而投缳道路,不可谓非五人之力也。
唉!当魏忠贤作乱的时候,做官的人能够不改变自己志节的,中国之大,能有几个人呢?但这五个人生于民间,从来没受过诗书的教诲,却能被大义所激励,踏上死地也不回头,又是什么缘故呢?况且当时假托的皇帝的诏书纷纷传出,追捕同党的人遍于天下,终于因为我们苏州人民的发愤抗击,使阉党不敢再株连治罪;魏忠贤也迟疑不决,畏惧正义,篡夺帝位的阴谋难于立刻发动,直到当今的皇上即位,(魏忠贤畏罪)吊死在路上,不能不说是这五个人的功劳呀。
由是观之,则今之高爵显位,一旦抵罪,或脱身以逃,不能容于远近,而又有剪发杜门,佯狂不知所之者,其辱人贱行,视五人之死,轻重固何如哉?是以蓼洲周公忠义暴于朝廷,赠谥褒美,显荣于身后;而五人亦得以加其土封,列其姓名于大堤之上,凡四方之士无不有过而拜且泣者,斯固百世之遇也。不然,令五人者保其首领,以老于户牖之下,则尽其天年,人皆得以隶使之,安能屈豪杰之流,扼腕墓道,发其志士之悲哉?故余与同社诸君子,哀斯墓之徒有其石也,而为之记,亦以明死生之大,匹夫之有重于社稷也。
由此看来,那么如今这些高官显贵们,一旦犯罪受罚,有的脱身逃走,不能被远近各地所容纳;也有的剪发毁容、闭门不出,或假装疯狂不知逃到何处的,他们那可耻的人格,卑贱的行为,比起这五个人的死来,轻重的差别到底怎么样呢?因此周蓼洲先生的忠义显露在朝廷,赠给他的谥号美好而光荣,在死后享受到荣耀;而这五个人也能够修建一座大坟墓,在大堤之上立碑刻名,所有四方的有志之士经过这里没有不跪拜流泪的,这实在是百代难得的际遇啊。不这样的话,假使让这五个人保全性命在家中一直生活到老,尽享天年,人人都能够像奴仆一样使唤他们,又怎么能让豪杰们屈身下拜,在墓道上扼腕惋惜,抒发他们有志之士的悲叹呢?所以我和我们同社的诸位先生,惋惜这墓前空有一块石碑,就为它作了这篇碑记,也用以说明死生意义的重大,(即使)一个普通老百姓对于国家也有重要的作用啊。
贤士大夫者,冏卿因之吴公,太史文起文公、孟长姚公也。
几位有声望的士大夫是:太仆卿吴因之先生,太史文文起先生,姚孟长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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蔺相如之完璧,人皆称之。予未敢以为信也。
蔺相如完璧归赵,人人都称道他。但是,我却不敢苟同。
夫秦以十五城之空名,诈赵而胁其璧。是时言取璧者,情也,非欲以窥赵也。赵得其情则弗予,不得其情则予;得其情而畏之则予,得其情而弗畏之则弗予。此两言决耳,奈之何既畏而复挑其怒也!
秦国用十五座城的空名,来欺骗赵国,并且勒索它的和氏璧。这时说它要骗取璧是实情,但不是想要借此窥视赵国。赵国如果知道了这个实情就不给它,不知道这个实情就给它。知道了这个实情而害怕秦国而给它,知道这个实情而不害怕秦国就不给它。这只要两句话就解决了,怎么能够既害怕秦国又去激怒秦国呢?
且夫秦欲璧,赵弗予璧,两无所曲直也。入璧而秦弗予城,曲在秦;秦出城而璧归,曲在赵。欲使曲在秦,则莫如弃璧;畏弃璧,则莫如弗予。夫秦王既按图以予城,又设九宾,斋而受璧,其势不得不予城。璧入而城弗予,相如则前请曰:“臣固知大王之弗予城也。夫璧非赵璧乎?而十五城秦宝也。今使大王以璧故,而亡其十五城,十五城之子弟,皆厚怨大王以弃我如草芥也。大王弗与城,而绐赵璧,以一璧故,而失信于天下,臣请就死于国,以明大王之失信!”秦王未必不返璧也。今奈何使舍人怀而逃之,而归直于秦?
况且,秦国想得到这块璧,赵国不给它,双方本来都没有什么曲直是非。赵国交出璧而秦国不给城池,秦国就理亏了。秦国给了城池,而赵国却拿回了璧,就是赵国理亏了。要想使秦国理亏,不如就放弃璧。害怕丢掉璧,就不如不给它。秦王既然按照地图给了城池,又设九宾的隆重礼仪,斋戒之后才来接受璧,那种形势是不得不给城池的。如果秦王接受了璧而不给城池,蔺相如就可以上前质问他:“我本来就知道大王是不会给城池的,这块璧不是赵国的吗?而十五座城池也是秦国的宝物。现在假使大王因为一块璧的缘故而抛弃了十五座城池,十五座城中的百姓都会深恨大王,说把我们像小草一样抛弃了。大王不给城池,而骗夺了赵国的璧,因为一块璧的缘故,在天下人面前失去信用,我请求死在这里,来表明大王的失信。”这样,秦王未必不归还璧。但是当时为什么要派手下人怀揣着璧逃走而把秦国处在理直的一方呢?
是时秦意未欲与赵绝耳。令秦王怒而僇相如于市,武安君十万众压邯郸,而责璧与信,一胜而相如族,再胜而璧终入秦矣。
那时秦国并不想与赵国断绝关系。假如秦王发怒,在街市上杀掉蔺相如,派武安君率领十万大军进逼邯郸,追问璧的下落和赵国的失信,一次获胜就可以使相如灭族,再次获胜而璧最终还是要落到秦国手里。
吾故曰:蔺相如之获全于璧也,天也。若其劲渑池,柔廉颇,则愈出而愈妙于用。所以能完赵者,天固曲全之哉!
因此我认为,蔺相如能保全这块璧,那是上天的保佑。至于他在渑池以强硬的态度对付秦国,在国内以谦和的姿态对待廉颇,那是策略上越来越高明了。所以说赵国之所以能得以保全,的确是上天在偏袒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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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可必乎?贤者不必贵,仁者不必寿。天不可必乎?仁者必有后。二者将安取衷哉?吾闻之申包胥曰:“人定者胜天,天定亦能胜人。”世之论天者,皆不待其定而求之,故以天为茫茫。善者以怠,恶者以肆。盗跖之寿,孔、颜之厄,此皆天之未定者也。松柏生于山林,其始也,困于蓬蒿,厄于牛羊;而其终也,贯四时、阅千岁而不改者,其天定也。善恶之报,至于子孙,则其定也久矣。吾以所见所闻考之,而其可必也审矣。
上天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为什么贤德的人不一定富贵,仁爱的人不一定长寿?难道上天不一定会展现他的意愿吗?但行善仁爱之人一定有好的后代。这两种说法哪一种是对的呢?我听申包胥曾经说过:“人为的因素可以改变天命,天命胜于人为因素。”世上议论天道的人,都不等上天的意愿完全表现出来就去责求,因此认为天是茫茫无知的。善良的人因此而懈怠,邪恶的人因此而放肆。盗跖可以长寿,孔子、颜回却遭受困厄,这都是上天还没有表现出来他的真实意愿的缘故。松柏生长在山林之中,起初被蓬蒿围困,遭牛羊践踏,但最终还是四季长青,经千年而不凋零,这就是上天赐予它的天性。关于对人的善恶报应,有的要一直到子孙后代才能表现出来,这也是上天确定已久的。我根据所见所闻来验证,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这是明白无疑的。
国之将兴,必有世德之臣,厚施而不食其报,然后其子孙能与守文太平之主、共天下之福。故兵部侍郎晋国王公,显于汉、周之际,历事太祖、太宗,文武忠孝,天下望以为相,而公卒以直道不容于时。盖尝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孙必有为三公者。”已而其子魏国文正公,相真宗皇帝于景德、祥符之间,朝廷清明,天下无事之时,享其福禄荣名者十有八年。今夫寓物于人,明日而取之,有得有否;而晋公修德于身,责报于天,取必于数十年之后,如持左契,交手相付。吾是以知天之果可必也。
国家将要兴盛时,必定有世代积德的大臣,做了很大的好事而没有得到福报,但此后他的子孙却能够与遵循先王法度的太平君主,共享天下的福禄。已故的兵部侍郎晋国公王佑,显赫于后汉、后周之间,先后在太祖、太宗两朝任职,文武忠孝,天下的人都期盼他能出任宰相,然而王佑由于正直不阿,不为当世所容。他曾亲手在庭院里种植了三棵槐树,说:“我的后世子孙将来一定有位列三公者。”后来他的儿子魏国文正公(王旦),在真宗皇帝景德、祥符年间做了宰相,当时朝廷政治清明,天下太平,他享有福禄荣耀十八年。现在如果把东西寄存在别人处,第二天就去取,可能得到,也可能得不到了。但晋国公自身修养德行,以求上天的福报,在几十年之后,得到了必然的回报。如同手持契约,亲手交接一样。我因此知道上天的意愿一定会展现的。
吾不及见魏公,而见其子懿敏公,以直谏事仁宗皇帝,出入侍从将帅三十馀年,位不满其德。天将复兴王氏也欤!何其子孙之多贤也?世有以晋公比李栖筠者,其雄才直气,真不相上下。而栖筠之子吉甫,其孙德裕,功名富贵,略与王氏等;而忠恕仁厚,不及魏公父子。由此观之,王氏之福盖未艾也。
我没来得及见到魏国公(王旦),却见到了他的儿子懿敏公。他事奉仁宗皇帝时直言敢谏,出外带兵、入内侍从三十多年,这种爵位还不足以和他的德行相称。上天将再一次使王氏兴盛吗?为什么他的子孙有这么多的贤人呢?世上有的人把晋国公(王佑)与李栖筠(唐代贤相)相比,他们两人的雄才大略、正直气节,确实不相上下。而李栖筠的儿子李吉甫,孙子李德裕,享有的功名富贵和王氏也差不多,但忠恕仁厚,则不如魏公父子。由此可见,王氏的福份正旺盛不衰啊!
懿敏公之子巩与吾游,好德而文,以世其家,吾以是铭之。铭曰:
懿敏公的儿子王巩,跟我交游,他崇尚道德而又善诗文,以此继承了他的家风,我因此把他记了下来。铭曰:
“呜呼休哉!魏公之业,与槐俱萌;封植之勤,必世乃成。既相真宗,四方砥平。归视其家,槐阴满庭。吾侪小人,朝不及夕,相时射利,皇恤厥德?庶几侥幸,不种而获。不有君子,其何能国?王城之东,晋公所庐;郁郁三槐,惟德之符。呜呼休哉!
“ 啊,多么美好啊!魏公的家业,跟槐树一起萌兴。辛劳的培植,一定要经过一代才能长成。他辅佐真宗、天下太平,回乡探家,槐荫笼庭。我辈小人,一天从早到晚,只知窥察时机求取名利,哪有空闲修养自己的德行?只希望有意外的侥幸,不种植就能收获。如果没有君子,国家又怎能成为一个国家?京城的东面,是晋国公的住所,郁郁葱葱的三棵槐树,象征着王家的仁德。啊,多么美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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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其生也有自来,其逝也有所为。故申、吕自岳降,傅说为列星,古今所传,不可诬也。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是气也,寓于寻常之中,而塞乎天地之间。卒然遇之,则王公失其贵,晋、楚失其富,良、平失其智,贲、育失其勇,仪、秦失其辩。是孰使之然哉?其必有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者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岳,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一个普通人却成为千百代的榜样,一句话却成为天下人效法的准则。这是因为他们的品格可以与天地化育万物相提并论,也关系到国家气运的盛衰。他们的降生是有来历的,他们的逝世也是有所作为的。所以,申伯、吕侯由高山之神降生,傅说死后成为天上的列星,从古到今的传说,是不可否认的。孟子说:“我善于修养我盛大正直的气。”这种气,寄托在平常事物中,又充满于天地之间。突然遇上它,那么,王公贵族就会失去他们的尊贵,晋国、楚国就会失去它们的富有,张良、陈平就会失去他们的智慧,孟贲、夏育就会失去他们的勇力,张仪、苏秦就会失去他们的辩才。是什么东西使它这样的呢?那一定有一种不依附形体而成立,不依靠外力而行动,不等待出生就存在,不随着死亡就消逝的东西了。所以在天上就成为星宿,在地下就化为河川山岳;在阴间就成为鬼神,在阳世便又成为人。这个道理十分平常,不值得奇怪的。
自东汉以来,道丧文弊,异端并起,历唐贞观、开元之盛,辅以房、杜、姚、宋而不能救。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自从东汉以来,儒道沦丧,文风败坏,佛、道等邪说一齐出现。经历了唐代贞观、开元的兴盛时期,依靠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宋璟等名臣辅佐,还不能挽救。只有韩文公从普通人里崛起,在谈笑风生中指挥古文运动,天下人纷纷倾倒追随他,使思想和文风又回到正路上来,到现在已经有三百年左右了。他的文章使八代以来的衰败文风,得到振兴,他对儒道的宣扬,使天下人在沉溺中得到拯救,他的忠诚曾触犯了皇帝的恼怒,他的勇气能折服三军的主帅:这难道不是与天地化育万物相并列,关系到国家盛衰,浩大刚正而独立存在的正气吗?
盖尝论天人之辨,以谓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智可以欺王公,不可以欺豚鱼;力可以得天下,不可以得匹夫匹妇之心。故公之精诚,能开衡山之云,而不能回宪宗之惑;能驯鳄鱼之暴,而不能弭皇甫镈、李逢吉之谤;能信于南海之民,庙食百世,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于朝廷之上。盖公之所能者天也,其所不能者人也。
我曾谈论过天道和人事的区别:认为人没有什么事不能做出来,只是天不容许人作伪。人的智谋可以欺骗王公,却不能欺骗小猪和鱼;人的力量可以取得天下,却不能取得普通老百姓的民心。所以韩公的专心诚意,能够驱散衡山的阴云,却不能够挽回宪宗佞佛的执迷不悟;能够驯服鳄鱼的凶暴,却不能够制止皇甫镈、李逢吉的诽谤;能够在潮州老百姓中取得信任,百代都享受庙堂祭祀,却不能使自身在朝廷上有一天的平安。原来,韩公能够遵从的,是天道;他不能屈从的,是人事。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信乎孔子之言,“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潮人之事公也,饮食必祭,水旱疾疫,凡有求必祷焉。而庙在刺史公堂之后,民以出入为艰。前太守欲请诸朝作新庙,不果。元佑五年,朝散郎王君涤来守是邦。凡所以养士治民者,一以公为师。民既悦服,则出令曰:“愿新公庙者,听!”民欢趋之,卜地于州城之南七里,期年而庙成。
从前,潮州人不知道学习儒道,韩公指定进士赵德做他们的老师。从此潮州的读书人,都专心于学问的研究和品行的修养,并影响到普通百姓。直到现在,潮州被称为容易治理的地方。确实不错啊,孔子曾说过这样的话:“有地位的人学了道理,就会爱护人民;地位低的人学了道理,就容易治理。”潮州人敬奉韩公,吃喝的时候必定要祭祀他,水灾旱荒、疾病瘟疫,凡是有求助于神灵的事,必定到祠庙里去祈祷。可是祠庙在州官衙门大堂的后面,百姓以为进出不方便。前任州官想申请朝廷建造新的祠庙,没有成功。元佑五年,朝散郎王涤先生来担任这个州的知州,凡是用来培养士子,治理百姓的措施,完全以韩公为榜样。老百姓心悦诚服以后,便下命令说:“愿意重新修建韩公祠庙的人,就来听从命令。”老百姓高高兴兴地赶来参加这项工程。在州城南面七里选了一块好地方,一年后新庙就建成了。
或曰:“公去国万里,而谪于潮,不能一岁而归。没而有知,其不眷恋于潮也,审矣。”轼曰:“不然!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元丰七年,诏拜公昌黎伯,故榜曰:“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人请书其事于石,因作诗以遗之,使歌以祀公。其辞曰:“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影不能望。作书抵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驱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於粲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被发下大荒。”
有人说:“韩公远离京城约万里,而贬官到潮州,不到一年便回去了,他死后有知的话,是不会深切怀念潮州的,这是明摆着的。”我说:“不是这样的,韩公的神灵在人间,好比水在地上,没有什么地方不存在。而且潮州人信仰得特别深厚,思念得十分恳切,每当祭祀时,香雾缭绕,不由涌起悲伤凄怆的感觉,就象见到了他,好比挖一口井得到了水,就说水只在这个地方,难道有这个道理的吗?”元丰七年,皇帝下诏书封韩公为昌黎伯,所以祠庙的匾额上题为“昌黎伯韩文公之庙。”潮州人请我书写他的事迹刻在石碑上,因此作首诗送给他们,让他们歌唱着祭祀韩公,歌词说:您从前骑龙邀游在白云乡,双手拨动银河,挑开天上的云彩,织女替您织成云锦衣裳。您轻快地乘着风来到皇帝的身旁,下降到人间,为混乱的俗世扫除异端。您在西边游览了咸池,巡视了扶桑,草木都披上了您的恩泽,承受着您的光辉普照。您追随李白、杜甫,与他们一起比翼翱翔,使张籍、皇甫湜奔跑流汗、两腿都跑僵了,也不能仰见您那能使倒影消失的耀眼光辉。您上书痛斥佛教,讽谏君王,被邀请到潮州来观看,中途又游览了衡山和湘水,经过了埋葬帝舜的九嶷山,凭吊了娥皇和女英。到了潮州,祝融为您在前面开路,海若躲藏起来了,您管束蛟龙、鳄鱼,好像驱赶羊群一样。天上缺少人材,天帝感到悲伤,派巫阳唱着歌到下界招您的英魂上天。用牦牛作祭品,用鸡骨来占卜,敬献上我们的美酒;还有殷红的荔枝,金黄的香蕉。您不肯稍作停留,使我们泪下如雨,只得送您的英灵,披着头发,轻快地返回仙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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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陵为帝王之州。自六朝迄于南唐,类皆偏据一方,无以应山川之王气。逮我皇帝,定鼎于兹,始足以当之。由是声教所暨,罔间朔南;存神穆清,与天同体。虽一豫一游,亦可为天下后世法。京城之西北有狮子山,自卢龙蜿蜒而来。长江如虹贯,蟠绕其下。上以其地雄胜,诏建楼于巅,与民同游观之乐。遂锡嘉名为“阅江”云。
金陵是帝王居住的城邑。从六朝以至南唐,全都是偏安一方,无法与当地山川所呈现的王气相适应。直到当今皇上,建国定都于此,才足以与之相当。从此声威教化所及,不因地分南北而有所阻隔;涵养精神和穆而清明,几乎与天道融为一体。即使一次巡游、一次娱乐,也想到怎样被天下后世效法。京城的西北方有座狮子山,是从卢龙山蜿蜒伸展而来。长江有如一线长虹,盘绕着流过山脚下。皇上因为这地方形势雄伟壮观,下诏在山顶上建楼,与百姓同享游览观景之乐,于是赐给它美妙的名字叫“阅江”。
登览之顷,万象森列,千载之秘,一旦轩露。岂非天造地设,以俟大一统之君,而开千万世之伟观者欤?当风日清美,法驾幸临,升其崇椒,凭阑遥瞩,必悠然而动遐思。见江汉之朝宗,诸侯之述职,城池之高深,关阨之严固,必曰:“此朕沐风栉雨、战胜攻取之所致也。”中夏之广,益思有以保之。见波涛之浩荡,风帆之上下,番舶接迹而来庭,蛮琛联肩而入贡,必曰:“此朕德绥威服,覃及外内之所及也。”四陲之远,益思所以柔之。见两岸之间、四郊之上,耕人有炙肤皲足之烦,农女有捋桑行馌之勤,必曰:“此朕拔诸水火、而登于衽席者也。”万方之民,益思有以安之。触类而思,不一而足。臣知斯楼之建,皇上所以发舒精神,因物兴感,无不寓其致治之思,奚此阅夫长江而已哉?彼临春、结绮,非弗华矣;齐云、落星,非不高矣。不过乐管弦之淫响,藏燕赵之艳姬。一旋踵间而感慨系之,臣不知其为何说也。
登上楼极目四望,万千景色次第罗列,千年的大地秘藏,似乎顷刻显露无遗。这难道不是天地有意造就了景,以等待一统海内的明君,来展现千秋万世的奇观吗?每当风和日暖的时候,皇上的车驾降临,登上山巅,倚着栏杆远眺,必定神情悠悠而启动遐想。看见长江汉江的流水滔滔东去,诸侯赴京朝见天子,高深的城池,严密固防的关隘,必定说:“这是我栉风沐雨,战胜强敌、攻城取地所获得的啊。”广阔的中华大地,更感到想要怎样来保全它。看见波涛的浩荡起伏,帆船的上下颠簸,外国船只连续前来朝见,四方珍宝争相进贡奉献,必定说:“这是我用恩德安抚、以威力镇服,声望延及内外所达到的啊。”四方僻远的边陲,更想到要设法有所安抚它们。看见大江两岸之间、四郊田野之上,耕夫有烈日烘烤皮肤、寒气冻裂脚趾的烦劳,农女有采桑送饭的辛勤,必定说:“这是我拯救于水火之中,而安置于床席之上的人啊。”对于天下的黎民,更想到要让他们安居乐业。由看到这类现象而触发的感慨推及起来,真是不胜枚举。我知道这座楼的兴建,是皇上用来舒展自己的怀抱,凭借着景物而触发感慨,无不寄寓着他志在治理天下的思绪,何止是仅仅观赏长江的风景呢?那临春阁、结绮阁,不是不华美啊;齐云楼、落星楼,不是不高大啊。但无非是因为演奏了淫荡的歌曲而感到快乐,或藏匿着燕赵的美女以供寻欢。但转瞬之间便与无穷的感慨联结在一起了,我真不知怎样来解释它啊。
虽然,长江发源岷山,委蛇七千余里而始入海,白涌碧翻,六朝之时,往往倚之为天堑;今则南北一家,视为安流,无所事乎战争矣。然则,果谁之力欤?逢掖之士,有登斯楼而阅斯江者,当思帝德如天,荡荡难名,与神禹疏凿之功同一罔极。忠君报上之心,其有不油然而兴者耶?
虽然这样,长江发源于岷山,曲折蜿蜒地流经七千余里才向东入海,白波汹涌、碧浪翻腾,六朝之时,往往将它倚为天然险阻。如今已是南北一家,于是视长江为平安河流,不再用于战争了。然而,这到底是谁的力量呢?读书人有登上此楼观看此江的,应当想到皇上的恩德有如苍天,浩浩荡荡难以形容它的广阔,简直与大禹凿山疏水拯救万民的功绩同样地无边无际。忠君报国的心情,难道还有不油然而生的吗?
臣不敏,奉旨撰记,欲上推宵旰图治之切者,勒诸贞珉。他若留连光景之辞,皆略而不陈,惧亵也。
我没有才能,奉皇上旨意撰写这篇记文,于是准备将心中替皇上考虑到的昼夜辛劳操持国事最急切之处,铭刻于碑石。至于其它留连光景的言辞,一概略而不言,惟恐有所亵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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