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 明代我来南山中，正见秋月圆。我家岂无此，兄弟况满前。
胡为轻别离，顾影清辉寒。赖有座上客，共结无穷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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愁端旋消释，言笑各开颜。寄谢兄与弟，明年相对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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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 明代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然而，祸常发于所忽之中，而乱常起于不足疑之事。岂其虑之未周欤？盖虑之所能及者，人事之宜然，而出于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
筹划国家大事的人，常注重艰难危险的一面，而忽略素常容易的一面，防范随时会出现的可怕事件，而遗漏不足疑虑的事件。然而，灾祸常常在疏忽之际发生，变乱常常在不加疑虑的事上突起。难道是考虑得不周到吗？大凡智力所能考虑到的，都是人事发展理应出现的情况，而超出智力所能达到的范围，那是天道的安排呀！
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而其心以为周之亡在乎诸侯之强耳，变封建而为郡县。方以为兵革不可复用，天子之位可以世守，而不知汉帝起陇亩之中，而卒亡秦之社稷。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以为同姓之亲，可以相继而无变，而七国萌篡弑之谋。武、宣以后，稍削析之而分其势，以为无事矣，而王莽卒移汉祚。光武之惩哀、平，魏之惩汉，晋之惩魏，各惩其所由亡而为之备。而其亡也，盖出于所备之外。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使力弱而易制，而不知子孙卒困于敌国。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盖世之才，其于治乱存亡之几，思之详而备之审矣。虑切于此而祸兴于彼，终至乱亡者，何哉？盖智可以谋人，而不可以谋天。
秦始皇剿灭诸侯，统一天下后，认为周朝的灭亡在于诸侯的强大，于是改封建制为郡县制。满以为这样一来就会根除战争动乱，天子的尊位可以代代安享，却不知汉高祖在乡野间崛起，最终颠覆了秦朝的江山。汉王室鉴于秦朝的孤立无辅，大肆分封兄弟、子侄为诸侯，自以为凭着同胞骨肉的亲情，可以共辅江山，不生变乱，然而吴王刘濞等七国还是萌生了弑君篡位的阴谋野心。汉武帝、汉宣帝之后，逐渐分割诸侯王的土地，削弱他们的势力，这样便以为平安无事了，没想到外戚王莽最终夺取了汉家的皇位。光武帝刘秀借鉴了西汉（哀、平）的教训，曹魏借鉴了东汉的教训，西晋借鉴了曹魏的教训，各自借鉴其前代的教训而进行防备，可他们灭亡的根由，都在防备的范围之外。唐太宗听传言说：将有带“武”字的人杀戮唐室子孙，便将可疑之人找出来统统杀掉。可武则天每天侍奉在他身边，却怎么也没想到她。宋太祖看到五代的节度可以制伏君王，便收回节度使的兵权，使其力量削弱，容易对付，哪料想子孙后代竟在敌国的困扰下逐步衰亡。这些人都有着超人的智慧，盖世的才华，对国家乱亡的诱因，他们可谓考虑得细致，防范得周密了，然而，思虑的重心在这边，灾祸却在那边产生，最终免不了灭亡，为什么呢？或许智力谋划的只是人事的因素，却无法预测天道的安排。
良医之子，多死于病；良巫之子，多死于鬼。岂工于活人，而拙于谋子也哉？乃工于谋人，而拙于谋天也。古之圣人，知天下后世之变，非智虑之所能周，非法术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谋诡计，而唯积至诚，用大德以结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而不忍释。故其子孙，虽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国，而天卒不忍遽亡之。此虑之远者也。夫苟不能自结于天，而欲以区区之智笼络当世之务，而必后世之无危亡，此理之所必无者，而岂天道哉！
良医的儿子难免会病死，良巫的儿子难免死于神鬼，难道是善于救助别人而不善于救自己的子女吗？这是善于谋划人事而不善于谋利天道啊！古代的圣人，知道国家将来的变化，不是人的智谋能考虑周全的，也不是政治手段能控制的，不敢滥用限谋诡计，只是积累真诚，用大德来感动天心，使上天顾念他（对百姓）的恩德，像慈母保护初生婴儿那样不忍心舍弃。尽管他的子孙有愚笨不贤良足以使国家灭亡的，而上天却不忍心立即灭其家国，这才是思虑得深远呀！假如不能用大德赢得天心，仅凭着微不足道的智谋，包揽天下的事务，想使国家没有希望危亡，这从道理上是讲不过去的，难道天意会如此安排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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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 明代天台生困暑，夜卧絺帷中，童子持翣飏于前，适甚就睡。久之，童子亦睡，投翣倚床，其音如雷。生惊寤，以为风雨且至也。抱膝而坐，俄而耳旁闻有飞鸣声，如歌如诉，如怨如慕，拂肱刺肉，扑股面。毛发尽竖，肌肉欲颤；两手交拍，掌湿如汗。引而嗅之，赤血腥然也。大愕，不知所为。蹴童子，呼曰：“吾为物所苦，亟起索烛照。”烛至，絺帷尽张。蚊数千，皆集帷旁，见烛乱散，如蚁如蝇，利嘴饫腹，充赤圆红。生骂童子曰：“此非吾血者耶？尔不谨，蹇帷而放之入。且彼异类也，防之苟至，乌能为人害？”童子拔蒿束之，置火于端，其烟勃郁，左麾右旋，绕床数匝，逐蚊出门，复于生曰：“可以寝矣，蚊已去矣。”
天台生因为天气热而难受。晚上躺在细葛做的蚊帐里面，童子手里拿着大扇子在前面挥动，舒服极了，于是就睡着了。过了很久，童子也睡着了，丢掉大扇子，靠在床边，鼾声像打雷一般。天台生惊醒过来，以为快要刮风下雨了，抱着自己的膝盖坐在那里。不久，耳旁听到飞动鸣叫的声音，像是唱歌、又像是在倾诉，像是充满哀怨、又像是充满思慕；接着就攻击天台生的手臂，刺入到他的肉里面去，扑向他的大腿，咬啮他的脸面，让天台生毛发都竖了起来，肌肉也几乎要颤动。天台生两手用力合拍，掌心湿湿的、好像是汗水，拿来闻闻，竟是鲜血的腥味啊！天台生吓一大跳，不知该怎么办，就用脚踢了踢童子，呼叫他说：“我被小虫咬得难受，（你）赶紧起来找蜡烛照明。”蜡烛来了，蚊帐全都开了，原来有几千只蚊子聚在蚊帐边。蚊子们看到烛火，四散乱飞，好像一群蚂蚁，好像一堆苍蝇，尖尖的嘴巴、饱饱的肚皮，通体涨大变红。天台生骂童子说：“这不正是啮吮我血的东西吗？都是你不谨慎，把蚊帐拉开而放它们进来！况且这些东西是异类，如果好好预防的话，它们又那能害人呢？”童子拔了些蒿草、捆成一卷，就在草端点起火来，烟随着风回旋，童子拿着蒿草左右挥来挥去，绕床好几圈，把蚊子赶到门外去了。童子回报天台生说：“可以好好睡觉了，蚊子都赶走了。”
生乃拂席将寝，呼天而叹曰：“天胡产此微物而毒人乎？”
天台生于是拂拭席子，正要睡觉，忽然呼喊老天而感叹地说：“老天您为什么要生出这种小东西来伤害人呢？”
童子闻之，哑而笑曰：“子何待己之太厚，而尤天之太固也！夫覆载之间，二气絪緼，赋形受质，人物是分。大之为犀象，怪之为蛟龙，暴之为虎豹，驯之为麋鹿与庸狨，羽毛而为禽为兽，裸身而为人为虫，莫不皆有所养。虽巨细修短之不同，然寓形于其中则一也。自我而观之，则人贵而物贱，自天地而观之，果孰贵而孰贱耶？今人乃自贵其贵，号为长雄。水陆之物，有生之类，莫不高罗而卑网，山贡而海供，蛙黾莫逃其命，鸿雁莫匿其踪，其食乎物者，可谓泰矣，而物独不可食于人耶？兹夕，蚊一举喙，即号天而诉之；使物为人所食者，亦皆呼号告于天，则天之罚人，又当何如耶？且物之食于人，人之食于物，异类也，犹可言也。而蚊且犹畏谨恐惧，白昼不敢露其形，瞰人之不见，乘人之困怠，而后有求焉。今有同类者，啜栗而饮汤，同也；畜妻而育子，同也；衣冠仪貌，无不同者。白昼俨然，乘其同类之间而陵之，吮其膏而盬其脑，使其饿踣于草野，流离于道路，呼天之声相接也，而且无恤之者。今子一为蚊所，而寝辄不安；闻同类之相，而若无闻，岂君子先人后身之道耶？”
童子听了，哑然失笑地说：“您为什么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又过分又固执地怨恨老天呢！天地之间，阴阳二气相互作用、产生变化，赋予它形体、授给它本质，使人和物得到了区分。大的动物是犀牛、大象，怪异的动物是蛟龙，凶暴的动物是老虎、花豹，驯服的动物是糜鹿、金丝猴；长羽毛的是飞禽、是走兽，裸体无毛的是人、是虫；无不都有供养。虽然有大小长短的不同，然而寄托形体在这天地之间，都是一样的。如果从我们人类的角度来看的话，则会认为人类高贵而动物低贱；如果从天地的角度来看的话，则果真有哪个高贵、哪个低贱呢？现在我们人类自抬身价，号称是天地间的主宰者；对待水陆间的物体，有生命的种类，没有不在高处设下鸟网、在低处设下鱼网，山中贡献、海里供应，蛙、黾都没法逃命，鸿雁也都没法隐藏踪迹；人类所吃的动物，可以说是太多太多了，而动物难道就不可以吃人吗？今晚蚊子动一下嘴巴，您就对老天哀号而加以控诉。假如那些被人类所吃的动物，它们也都向老天哀号控告的话，那么老天要处罚人类，又该怎么办呢？“况且动物被人类吃，人类被动物吃，这是不同的种类，还可以说得过去。而且蚊子还对人谨慎畏惧，大白天不敢暴露他们的形迹，躲在看不见的地方来观察人，乘人疲惫松懈的时候，然后才有所谋求啊！现在同样是人类，吃着米粟、喝着热汤，这是相同的啊！养活妻女、教育小孩，这是相同的啊！穿戴容貌，也没有不相同的啊！可是人类却在大白天里公然乘着同类有间隙的时候来欺负他，吮吸他们的脂膏和脑髓，让他们饿倒在草野间，让他们在道路上流离失所，呼天抢地的声音连接不断，也没有人怜悯他们。现在您一被蚊子咬啮，就立即睡不安稳，知道同类相残却好像没听见过一样，这难道是君子先别人后自己的道理吗？”
天台生于是投枕于地，叩心太息，披衣出户，坐以终夕。
spanstyle=\"color:#76621c;\"> 天台生于是将枕头扔到地上，拍打心窝、发出长叹，披上衣服、走出门口，一直坐到天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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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孝孺 明代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则当竭尽智谋，忠告善道，销患于未形，保治于未然，俾身全而主安。生为名臣，死为上鬼，垂光百世，照耀简策，斯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扶危为未乱之先，而乃捐躯殒命于既败之后；钓名沽誉，眩世骇俗，由君子观之，皆所不取也。
士人君子要建立功名，侍奉主人，既然被称作知己，那就应当竭尽智谋，诚恳地加以劝告，巧妙地加以开导，在祸患还未显露时就消除它。在动乱发生之前保住社会的治安，使自己不受损害，主人没有危险。活着是著名的忠臣，死后做高尚的鬼魂，流芳百世，照耀史册，这才是完美的士人。如果遇到知己，不能拯救危难于动乱之前，而在事情失败之后才去献身自尽，沽名钓誉，迷惑世人，夸耀于社会，这在君子看来，都是不足取的。
盖尝因而论之：豫让臣事智伯，及赵襄子杀智伯，让为之报仇。声名烈烈，虽愚夫愚妇莫不知其为忠臣义士也。呜呼！让之死固忠矣，惜乎处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何也？观其漆身吞炭，谓其友曰：“凡吾所为者极难，将以愧天下后世之为人臣而怀二心者也。”谓非忠可乎？及观其斩衣三跃，襄子责以不死于中行氏，而独死于智伯。让应曰：“中行氏以众人待我，我故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待我，我故以国士报之。”即此而论，让馀徐憾矣。
我曾经因此评论过豫让。豫让做智伯的家臣，等到赵襄子杀了智伯，豫让为他报仇，名声显赫，即使是平民百姓，也没有一个不知道他是忠臣义士的。唉！豫让的死当然可以称为忠了，可惜，在怎样死的方式上还有不忠的表现。为什么呢？看他漆身吞炭，对他朋友说：“我做的事情都特别难，我是想用这种做法使天下后世做臣子而怀有二心的人感到羞愧。”这能说他不忠吗？等看到他连续三次跳起来，用剑来刺赵襄子的衣服，赵襄子责备他不为中行氏而死，却单单为智伯而死的时候，豫让回答说：“中行氏像对待一般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就要像一般人那样去报答他；智伯把我当国士对待，所以我就要像国士一样报答他。”就此而论，豫让就有不足之处了。
段规之事韩康，任章之事魏献，未闻以国士待之也；而规也章也，力劝其主从智伯之请，与之地以骄其志，而速其亡也。郄疵之事智伯，亦未尝以国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韩、魏之情以谏智伯。虽不用其言以至灭亡，而疵之智谋忠告，已无愧于心也。让既自谓智伯待以国士矣，国士——济国之上也。当伯请地无厌之日，纵欲荒暴之时，为让者正宜陈力就列，谆谆然而告之日：“诸侯大夫各安分地，无相侵夺，古之制也。今无故而取地于人，人不与，而吾之忿心必生；与之，则吾之骄心以起。忿必争，争必败；骄必傲，傲必亡”。谆切恳至，谏不从，再谏之，再谏不从，三谏之。三谏不从，移其伏剑之死，死于是日。伯虽顽冥不灵，感其至诚，庶几复悟。和韩、魏，释赵围，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则让虽死犹生也，岂不胜于斩衣而死乎？
段规侍奉韩康子，任章侍奉魏献子，并没有听说待他们如同国士，可是段规、任章却尽力劝说他们的主人顺从智伯的无理要求，割给智伯土地，使他志气骄盛。从而使他更快地灭亡。郗疵侍奉智伯，智伯也没有待他如同国士。可是郗疵却能洞察韩、魏的企图来劝谏智伯。虽然智伯不采纳他的意见以至于灭亡，但是郑疵的智谋忠告，已经是无愧于心了。豫让既然自己认为智伯待他如同国士了，所谓国士，是为国家济困扶危的人。当智伯对土地贪得无厌之日，放纵情欲，荒淫暴虐之时，作为像让，正应竭力来尽自己的职责，耐心地劝谏自己的主人说：“诸侯大夫应各自安心守着自己分内的土地，不要互相侵夺，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如今，无缘无故地向人家索取土地，人家不给，就要产生忿恨之心；人家给了，就产生骄横之心。忿恨必然会引起争斗，争斗必然会失致；骄横必然傲视一切，傲视一切必然导致灭亡。’非常耐心诚恳地劝谏，一次不听，再来第二次，第二次不听，再来第三次，第三次劝谏还不听从，再把那伏剑而死的行动安排在这个时候。这样一来，智伯虽然顽固愚昧，但受至诚之心的感动，也许会重新醒悟，从而与韩、魏讲和，解除赵国的围困。保全智氏的宗族，使他们能香火不断，延续不绝。假如这祥，豫让虽死犹生，难道不胜过斩衣而死吗？
让于此时，曾无一语开悟主心，视伯之危亡，犹越人视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之报，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胜血气之悻悻，甘自附于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虽然，以国士而论，豫让固不足以当矣；彼朝为仇敌，暮为君臣，腆然而自得者，又让之罪人也。噫！
但豫让在那时，竟至连一句开导主人，使他醒悟的话都没说。看着智伯的危亡，就像越人远远地看秦人的肥瘦一样。袖手旁观，坐待成败，国士的报答竟然能像这个徉子吗？直到智伯已死，豫让才压抑不住愤怒的血气，甘心情愿地加入刺客的行列，这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有什么可以值得称道的呢？虽然这样，但用国士的标准来评价豫让，豫让的确是不配的了。可是同那些早晨还是仇敌，晚上就变成了君臣，厚着脸皮自以为得意的人相比，他们又都是豫让的罪人了。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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