入朝为官

　　高允为丞相参军高韬之子。他少年丧父，大器早成，有非凡的气度，清河人崔玄伯见到他十分惊异，感叹说：“高子黄中内润，文明外照，必为一代伟器，我只担心自己不能亲眼见到。”高允十来岁时，为祖父高泰奔丧还归本郡，家中财产都让给两个弟弟而自己身归沙门，取名法净。不久又还俗。高允喜好文学，担笈负书，千里求学。博通经史、天文、术数，尤其爱好《春秋公羊传》。郡中召他为功曹。

　　神麚三年（430年），太武帝拓跋焘的舅舅阳平王杜超任征南大将军，镇守邺城，任命高允为从事中郎，当时他已有四十多岁。杜超因为春天快到而诸州囚犯多不能判决，于是上表让高允与中郎吕熙等人分头前往各州，共同评决狱事。吕熙等人都因贪污枉法获罪，惟有高允因清廉公正而得到嘉赏。杜超幕府解散之后，高允回家教书，受其学业的有一千多人。

　　神麚四年（431年），他与卢玄等人一起被征召，拜为中书博士。迁任侍郎，与太原张伟二人都以本官兼任卫大将军、安乐王拓跋范从事中郎。拓跋范是太武帝的宠弟，西镇长安，高允辅佐他很得当，秦地人很是称赞他。不久高允就被征召还朝。高允曾经作《塞上翁诗》，诗有混同高兴悲伤、遗落得失的情致。骠骑大将军、乐平王拓跋丕西讨上邽，高允又以本官参与拓跋丕军事。凉州平定后，因参与谋划之功，朝廷赐高允爵汶阳子，加授建武将军。

　　精历论耕

　　北魏太武帝下诏让高允与司徒崔浩编撰《国记》，以本官领著作郎。当时崔浩召集众多术士，考校汉代以来的日月薄蚀、五星行度，并识别前史的误失，另撰魏历，拿给高允看。高允说：“天文历数不可凭空而论。但凡善言远古的必定验于近世。况且汉代元年（前206年）冬十月份，五星聚于东井，这本是历术之浅。而今讥讽汉史，而不觉得这是错误的，恐怕后人讥今就像今天我们讥古一样，闹出笑话。”崔浩说：“你所说的谬妄指的是什么？”高允说：“我查《星传》，金水两星常常附日而行。冬季十月，太阳在尾箕，昏没于申南，而东井却出于寅北。这两星是什么原因背日而行？这乃是史官想神化汉高祖受命之事，不再推之于理的结果。”崔浩说：“想要变化什么地方不行，你独不怀疑三星之聚，却怪二星之来，是什么道理？”高允说：“这不能够空言相争，应加审查才行。”当时在座的人都很奇怪，只有东宫少傅游雅说：“高君擅长历数，应当不虚妄。”过了一年多，崔浩对高允说：“先前你所说的，不能使我心服口服，等到我重新考察一番，果然如你所说，五星以前三月聚于东井，而不是在十月份。”又对游雅说：“高允之术，犹如阳元的射箭技艺。”众人全都感叹佩服他。高允虽然精于历数，当初却藏之于怀，也不论说，只有游雅屡屡以灾异求教于他。高允说：“过去的人说，知之甚难，既已知道又怕泄漏，所以知道不如不知道。天下奇妙的道理甚多，为什么偏偏要问这个。”游雅于是作罢。

　　不久，高允以本官任秦王拓跋翰的老师。后又命他教授太子拓跋晃经书，受到了很好的礼遇。太武帝又诏高允与侍郎公孙质、李虚、胡方回一同议定律令。太武帝召高允一起讨论刑政，高允的言论很得太武帝赏识。太武帝问高允说：“政事千头万绪，什么是第一位的？”当时，北魏多禁封良田，京城中游民很多。高允因此说：“臣少时微贱，所了解的只有田耕之事，请让臣说一说农事。古人说：一里方圆的范围可以辟田三顷七十亩，百里方圆则有田三万七千顷。如果农人勤耕，则每亩可增粮三斗，不勤则损失三斗。方圆百里增加减少的数量，合计有粮二百二十二万斛，何况天下如此之广呢？如若公私都有粮食储备，即使遇上荒年，那又有什么可忧虑的呢？”太武帝很欣赏他的说法。于是废除田禁，全部把它们交给老百姓。

　　先见之明

　　当初，崔浩推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每人都当郡守。拓跋晃对崔浩说：“先召的人，也是州郡官职的人选，在职已久，勤劳政事未见酬答。现今可先补前番征召的人为郡县守令，以新召的人代为郎吏。而且太守县令治理百姓，应该派那些有经验的人。”崔浩坚决不让步，固执地派了那些新征召的人。高允听说此事，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公要遭殃了！坚持自己的错误，而要与太子争个高低，这哪会有什么好结果。”

　　辽东公翟黑子得到太武帝的宠信，出使并州，得到了千匹绢帛的贿赂，不久事发。翟黑子向高允请教说：“主上问我，是汇报真实情况还是说假话？”高允说：“公是皇上宠臣，回答时可据实以报，你又可自表忠诚，必然会没什么事的。”中书侍郎崔览、公孙质等人都说自首后罪不可测，应该说假话。翟黑子以崔览等人为知己，反而对高允发脾气说：“你的说法，是引诱我去死，那太不值得了！”于是与高允断交。翟黑子在太武帝面前说了假话，终被太武帝疏远，最终获罪被杀。

　　当时，著作令史闵湛、郄扌剽性情奸巧邪佞，被崔浩所信任。见到崔浩所注释的《诗》、《论语》、《尚书》、《易》，便上疏，说马、郑、王、贾虽然注述《六经》，都多有疏漏谬妄，不如崔浩的精到细微。请求太武帝收集国内诸书，藏于秘书府中。颁发崔浩所注述的，命天下学子学习。并请求太武帝下诏让崔浩注释《礼传》，让后生能够看到精正的经义。崔浩也上表推荐说闵湛有著述的才能。接着闵湛等劝崔浩刊印自己所撰的国史，以图不朽，想要彰明崔浩执笔之绩。高允听说，对著作郎宗钦说：“闵湛的所作所为，一不小心，我担心它日后会成为崔门的万世灾祸。这样我们这些曾经参与其事的人都要大祸临头了。”不久，灾难就降临了。

　　耿直忠厚

　　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年），崔浩因写《国记》涉嫌讥讽皇族下狱，高允在中书省值班。拓跋晃让东宫侍郎吴延召来高允，让他留宿宫内。第二天，拓跋晃入廷奏启太武帝，命高允随行。到宫门前，拓跋晃对高允说：“进去见皇上，我随你去。假如皇上有什么话问你，你就依我告诉你的应答。”高允说：“这是为的什么事呢？”拓跋晃说：“进去你就知道了。”就进去见太武帝。拓跋晃说：“中书侍郎高允自在臣宫中，臣与他相处多年，高允小心谨慎，臣很了解他。高允虽然与崔浩同事，但他身份微贱，只有听命于崔浩。臣请求宽恕他的性命。”太武帝召见高允，对他说：“《国记》都是崔浩所写的吗？”高允回答说：“《太祖记》，前著作郎邓渊所写。《先帝记》以及《今记》，为臣与崔浩一同写作。但是崔浩政事太多，只是总裁修订而已。至于注疏，为臣所作多于崔浩。”太武帝大怒说：“这比崔浩的罪行还严重，怎能留给生路！”拓跋晃说：“天威严重，高允是小臣，一时间迷乱失次。臣先前问他，他说都是崔浩写的。”太武帝问：“真像东宫太子说的那样？”高允说：“为臣才薄，谬参著作，犯触天威，罪应灭族，今天已到临死了，决不敢虚妄。殿下因为臣为他讲书时间很长，哀怜为臣，为臣求命。如皇上不问臣子，臣便没有这番话。既问了，臣如实对答，不敢丝毫迷乱。”

　　太武帝对拓跋晃说：“正直，这也是人情所难，而你能临死不移，这就更难了！而且以实对君，真是忠贞的臣子。像你刚才这一番话，朕宁愿漏一有罪的人，也应该宽恕你。”高允竟得免罪。于是召崔浩到皇帝面前，让人诘问他。崔浩惶恐恍惚不能应答。高允事事申明，有条有理。当时太武帝愤怒至极，命令高允拟诏书，自崔浩以下、僮仆吏卒以上一百二十八人全部夷灭五族。高允表示怀疑而不拟诏，太武帝频频催办。高允请求再见一次皇上，然后再拟诏书。太武帝召见高允，高允说：“崔浩所犯，如还有别的罪，臣不清楚。如只是这一项罪行，还不至于被杀。”太武帝震怒，下令武士绑了他。拓跋晃又拜请。太武帝说：“如果没有这人招惹我，就该有数千人死了。”崔浩最终还是被灭了五族，其余的人都仅以身死。宗钦临刑时说：“高允大概是圣人吧！”

　　拓跋晃后来责备高允说：“为人应当把握时机，不知见好就收，学识又有什么益处？在那种时候，我从旁点拨你，你为什么不顺着点，让皇上那样动怒。现在我每每想起来，还心有余悸。”高允说：“为臣本是东野一介平凡书生，本来就无做官的打算。逢朝廷休明之期，应朝廷选士之举，为官凤池，参撰麟阁，尸素官荣，妨贤已久。大凡史书，都是帝王的实录，是将来的宝鉴，通过史书，今人可以观往，后人可以知今。所以言行举动，无不备载，所以人君应该谨慎从事。然而崔浩世受特殊恩遇，荣耀当时，他却辜负圣恩，自招毁灭。就崔浩的行迹，也时有可论之言。崔浩以蓬蒿之才，负朝廷栋梁之托，在朝廷无可称赞的节操，在私下里也无可称道，私欲淹没了他的公正廉洁，爱憎之情障蔽了他公理之心，这是崔浩的罪责。至于书写朝廷起居的事情，说国家得失的事实，这也是史书笔法的大体模式，没有什么违背。但为臣与崔浩其实是同参一事，死生荣辱，义无独顾。能有今天，实在是多亏殿下仁慈广大，违心苟免，不是为臣当初本意。”拓跋晃面容改观，称叹不已。高允后来跟人说，我不遵照东宫太子安排的去做，是担心这样会辜负翟黑子。

　　太子去世

　　拓跋晃晚期，颇为亲近左右侍臣，营立田园，以取其利。高允谏劝，拓跋晃没有接受他的意见。太平真君十二年（451年），拓跋晃去世，高允久久未能进见。后来太武帝召见他，高允升阶抽泣，悲不能止。太武帝流着眼泪，命高允退出。左右官员没人知道其中缘故，议论说：“臣等见高允无由而泣，让陛下为之悲伤，什么原因呢？”太武帝听说，召集他们说：“你们不知道高允很悲伤吗？”左右说：“为臣看到高允无言而泣，陛下为之悲伤，所以我们在窃窃议论。”太武帝说：“崔浩被诛杀时，高允也应该去死，是东宫苦谏，才免于一死。今天没有了东宫，高允看见朕因而很悲伤啊。”

　　高允作文集八篇，上奏太武帝，太武帝看后称赞其写得好。等到文成帝拓跋濬即位后，高允出了许多计谋。司徒陆丽等人都受到皇帝重赏，高允既不蒙褒扬，又终身不发一言。他的忠诚而不自矜，大致都如此类。

　　直谏令公

　　给事中郭善明，性格十分机巧，老想呈显自己的才能，劝文成帝建造宫殿。高允劝谏说：“我听说道武帝平定天下后才开始兴修都邑。他一旦有所修造，不是农闲之季，绝不兴工。现在建国已经很久，宫室也已经完备。永安前殿完全可以用来接受万国的朝贺，西堂的温室也可以用来让圣上休息，紫楼台高可以用来观望远近。如果要再修更壮丽的宫室，也应当慢慢地准备，不可急于求成。估计砍材运土以及各种杂役就需两万多人，成年人做工，老少供饭，就合四万人半年才成。古人言：一夫不耕就有人会挨饿，一妇不织就有人会受冻。何况是数万之众无法从事耕织生产，他们所要耗费花销，实在太多了。往古时推论再来验证现在，必然有借鉴之效啊，希望皇上认真思考。”文成帝接纳了他的意见。

　　高允因文成帝继承太平之业但风俗依旧，婚娶丧葬都不依古制，于是上表劝谏，言辞比较激烈。高允这样说并非一次，文成帝从容听着他的话，有时即使有冲撞之处或者皇帝不想再听时，就让左右将他扶出去。遇有不便当朝说的，高允就请求私下相见。文成帝知道高允的意思，把左右摒退后再等待他，对他十分敬重，有时早晨进宫晚上出来，有时几日在宫里，朝臣都不知他和皇帝说了什么。

　　有人上书表述高允这样做的得失，文成帝看后对群臣说：“高允的做法没什么不对，像高允这样的人，才是忠臣。”于是任命高允为中书令，仍兼著作郎。陆丽说：“高允虽然蒙受恩宠，但家里贫穷得像普通百姓，妻儿都无以为生。”文成帝怒道：“怎么不早说，现在见我用他，才告诉他的贫困之状！”这天文成帝到高允家中，只有草屋几间，布被麻袍，厨房中只有一点盐菜。文成帝叹息说：“古时的人有清贫到这样的吗？”立即赐给绵帛五百匹，粮食千斛，拜高允长子高忱为绥远将军、长乐太守。高允多次上表坚决推辞，文成帝不答应。起初同高允一同受到征召的游雅等大多已经官至侯爵，以及高允部下的官吏一百多人也都官至刺史二千石，而高允为郎中二十七年没有升过官，当时百官没有俸禄，高允常让自己的几个儿子砍柴采果来自己供养自己。

　　当初，尚书窦瑾因事被杀，其子窦遵逃到山谷之中，其母焦氏被收进县官衙门，后因焦氏年老而得免受辱。窦瑾的亲朋故旧中没有人敢资助他。高允可怜焦氏年老，将其留在家予以保护，六年后，窦遵才得到恩赦。高允的品行大都如此。后转为太常卿，本来的职责仍同过去一样。高允上《代都赋》，来规劝皇上，与《二京赋》相似。当时中书博士索敞和侍郎傅默、梁祚论辩名字的贵贱，议论纷纷，高允于是撰《名字论》来解释其迷惑，有许多考证。后来又以本官领秘书监，解除太常卿之职，晋爵为梁诚侯，加左将军。

　　早年时，高允同游雅以及太原张伟同业友好，游雅曾作文评论高允，高允的为人被当时的人所推崇。 文成帝非常敬重高允，通常不直呼他的名字，习惯称之为“令公”。于是“令公”的名号远播四方。

　　晋为公爵

　　和平六年（465年），文成帝去世，其子献文帝拓跋弘继位，当时献文帝年幼又在居丧之中，侍中、车骑大将军乙浑专权，图谋危及北魏朝政。天安元年（466年），冯太后诛杀乙浑，召高允到禁宫中参与谋断大事。高允上表请求恢复先朝的规章制度，建议规定各郡设立博士、助教、招生学生数量等，献文帝听从了他的意见，在郡府成立学校。

　　后来高允因年老多病，屡次上书请求告老还乡。皇帝不许，于是写下《告老诗》，又因过去一同共事之人已零落将尽，感怀故去之人，做《征士颂》。

　　皇兴年间（467年―471年），献文帝下诏让高允兼任太常，到兖州祭祀孔子庙，对高允说：“这次检阅德行的行动不要推辞了。”后来高允跟随文成帝北伐，大胜而归，到武川镇时，奏上《北伐颂》，献文帝看后认为写得很好。

　　献文帝身体有不舒服的时候，因孝文帝拓跋宏当时很幼小，所以想立京兆王拓跋子推为太子，召集诸大臣一个个地询问。高允进来跪着上前哭着说：“我不敢多说，怕有劳皇上圣听。希望陛下上思宗庙托付的重要，远追周公辅佐成王的旧事。”于是献文帝将帝位传给了孝文帝，并赐高允千匹锦帛，表彰高允的忠直亮达。后又升迁为中书监加散骑常侍。然而高允虽然能够对古老典故及历史之事有很多掌握，却不能够专心下来勤奋地专心著述。当时他和校书郎刘模有一些辑辍，大部分是接续崔浩的旧作，仿照春秋的体裁，而且当时就有删削纠正的地方。从文成帝到献文帝，军国的书信檄文，大多是高允所写。后来就推荐了高闾来代替自己。因高允有帮助讨论决定重大政策的功劳，晋爵为咸阳公，加封为镇东将军。

　　民敬君宠

　　不久授任高允为持使节、散骑常侍、征西将军、怀州刺史。高允秋季巡视边境，询问百姓疾苦，到邵县后，发现邵公庙遭毁而未重新塑立，于是说：“邵公贤德，现在对他的庙毁坏而不修复，无法拜祭，想为善的人不就没有盼望了吗？”于是上表请求对邵公庙进行修葺。当时高允已经年近九十，仍在劝百姓注重学业，使风化相当地盛行。但是儒士为人优柔，不善于决断办事。后来到正光年间，中散大夫、中书舍人常景追思高允，率领郡中故老，在野王的南边为高允立祠树碑，以为纪念。

　　太和二年（478年），高允因年老乞求回归故里，上十多次奏章，皇上终究没有允许，于是因病告老还乡。第二年，皇上下诏用舒适的车征召他，命令各州县沿途照料。到都城后，拜为镇军大将军、领中书监。高允坚决推辞没被允许，皇上让人扶搀着引入内殿，修改制定《皇诰》。高允上《酒训》，孝文帝阅后十分高兴，常将此文放在自己的身边。

　　后孝文帝下诏特许高允进殿可乘车，朝贺不下拜。第二年，让高允商议制定律令。高允虽年近百岁，但他的志向知识并没有因之减少，仍然专心于自己的旧职，披阅史书。献文帝下令说：“高允年龄太大，已到危境之年，但他家里贫困，养给供应很微薄，可以让乐部派一个乐队，每五天到高允那里去演奏，使高允心情愉快。”特地赐高允蜀牛一头，四望蜀车一辆，素几杖各一，蜀刀一口，又赐给珍奇食物，每到春秋季节经常送到他的住处。不久又命令朝廷负责膳食的职官，每逢初一、十五送去牛肉美酒，衣服绵绢，按月拨发。高允都将之分送给亲朋好友。当时的贵臣显门之后大都已成为高官，而高允的子弟都没有官爵，其清廉谦让到如此地步。后又迁升他为尚书、散骑常侍，经常请他入宫，备几杖，向他垂问国家政事。太和十年（486年），加封高允为光禄大夫，金章紫缓。朝之大议，都前来看望问候。

　　耄耋去世

　　高允常对人说：“我任中书令时有阴德曾救济恩治过百姓性命，如果阳报不差的话，我的寿命在百岁上。”太和十一年（487年）正月，高允去世，享年九十八岁。高允在去世的前十日左右，略有不适，但仍不愿卧床不起，呼请医生饮用汤药，出入行止，仍然吟咏不止。孝文帝、冯太后听说后派御医李脩去看他并把脉观察，高允仍说没有大病。李脩入宫后悄悄向孝文帝、冯太后陈述高允的脉象已有异常，恐怕不久于世。于是孝文帝、冯太后派使者准好御膳珍肴相赐，自酒米到调味，有一百多种，都是当时新鲜之物。床帐、衣服、茵被、几杖罗列在庭中，朝中之官往来给予慰问，高允喜形于色，对人说：“天恩因我太老，给了这么多赐品，可以用来待客了。”上表表示感谢，没有其他忧虑。如此这样多日之后，在夜间去世，家人都没察觉。去世后，孝文帝下诏给绢一千匹，布二千匹，绢五百斤，锦五十匹，杂彩百匹，谷千斛用做送葬之费。北魏自建国至此，存亡蒙赐赏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过这么之多，满朝人都认为这是莫大之荣。将要下葬时，追赠为侍中、司空公、冀州刺史、将军，爵位如故，谥号为文，赐给命服一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