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年得志
汉高祖七年(前200年),贾谊出生于洛阳(河南郡郡治所在地),少有才名,师从荀况学生张苍。汉高后五年(前183年)即以能诵诗书善文闻名于当地,河南郡守吴公将其召致门下,对他非常器重,在贾谊辅佐下,吴公治理河南郡,成绩卓著,社会安定,时评天下第一。
汉文帝登基,听闻河南郡治理有方,擢升河南郡守为廷尉,吴公因势举荐贾谊。汉文帝征召贾谊,委以博士之职,当时贾谊21岁,在所聘博士中年纪最轻。出任博士期间,每逢皇帝出题让讨论时,贾谊每每有精辟见解,应答如流,获得同侪的一致赞许,汉文帝非常欣赏,破格提拔,一年之内便升任为太中大夫。
针砭时弊
贾谊初任太中大夫,就开始为汉文帝出策。汉文帝元年,贾谊提议进行礼制改革,上《论定制度兴礼乐疏》,以儒学与五行学说设计了一整套汉代礼仪制度,主张“改正朔、易服色、制法度、兴礼乐”,以进一步代替秦制。由于当时文帝刚即位,认为条件还不成熟,因此没有采纳贾谊的建议。
文帝二年(前178年),针对当时“背本趋末”(弃农经商)、“淫侈之风,日日以长”的现象,贾谊上《论积贮疏》,提出重农抑商的经济政策,主张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预防饥荒。汉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令鼓励农业生产。政治上,贾谊提出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的措施。
鉴于贾谊的突出才能和优异表现,文帝想提拔贾谊担任公卿之职。绛侯周勃、灌婴、东阳侯、冯敬等人都嫉妒贾谊,进言诽谤贾谊“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汉文帝亦逐渐疏远贾谊,不再采纳他的意见。
谪居长沙
文帝四年(前176年),贾谊被外放为长沙王太傅。长沙地处南方,离京师长安有数千里之遥。贾谊因贬离京,长途跋涉,途经湘江时,写下《吊屈原赋》凭吊屈原,并发抒自己的怨愤之情。时周勃被捕系狱,贾谊上疏《阶级》,建议文帝以礼对待大臣。
文帝时,把蜀郡的严道铜山赐给邓通,又允许吴王刘濞开豫章铜山铸钱,因此,“邓氏钱”和吴钱遍布天下。汉文帝五年(前175年),贾谊在长沙又向文帝上《谏铸钱疏》,指出私人铸钱导致币制混乱,于国于民都很不利,建议文帝下令禁止。
贾谊做长沙王太傅的第三年,有一只鵩鸟(猫头鹰)飞入房间,停在座位的旁边。猫头鹰像鹃,旧时视为不吉祥之鸟。贾谊因被贬居长沙,长沙低洼潮湿,常自哀伤,以为寿命不长,如今鵩鸟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作《鵩鸟赋》抒发忧愤不平的情绪,并以老庄的齐生死、等祸福的思想以自我解脱。
再入宫廷
谪居长沙三年后,汉文帝想念贾谊,征召入京,于未央宫祭神的宣室接见贾谊。文帝因对鬼神之事有所感触,就向贾谊询问鬼神的原本。贾谊详细讲述其中的道理,一直谈到深夜,汉文帝听得不觉移坐到席的前端。谈论完了,汉文帝说:“我很久没看到贾生了,自以为超过他了,今天看来,还比不上他啊。”
贾谊这次回到长安,朝廷人事已有很大变化,灌婴已死,周勃遭冤狱被赦后,回到绛县封地,不再过问朝事。但文帝还是没有对贾谊委以重任,只是任命他为梁怀王太傅,任职所在地更近朝廷,而且梁怀王刘揖是文帝的小儿子,很受宠爱,也算是对他的一种重视。
政论天下
贾谊任梁怀王太傅,虽在梁国封地,但仍体察政事,居安思危。这一时期,匈奴强盛,常侵犯汉朝边疆;汉朝刚刚建立,法规制度粗疏而不严明;诸侯王超越本身的权力范围,占据的土地超过古代制度的规定,淮南王、济北王都因为谋反而被诛灭。贾谊因此多次上疏陈述政事(《治安策》),大体上围绕匈奴侵边、制度疏阔、诸侯王悟凝等三个问题而展开论述。
文帝前元七年(前173年),淮南王刘长阴谋叛乱,文帝把他流放到蜀郡(今四川中部),刘长在途中畏罪自杀。第二年(前172年),文帝又把刘长的四个儿子封为列侯。贾谊担心文帝接着还要把刘长的几个儿子由列侯进封为王,上疏文帝,进行劝告,但是文帝并没有采纳贾谊的意见。
英年早逝
汉文帝十一年(前169 年),贾谊32岁,随梁怀王入朝,梁王刘胜坠马而死,贾谊感到自己身为太傅,没有尽到责任,深深自责,经常哭泣,心情十分忧郁。
梁怀王无子,按例他的封国就要撤销。贾谊认为,这样做对整个局势不利;建议为梁王立继承人,或者让代王刘参迁到梁国来;扩大梁国和淮阳国的封地,使前者的封地北到黄河,后者南到长江,从而连成一片。文帝听了贾谊的建议,迁淮阳王刘武为梁王,另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从后来吴楚七国之乱中梁王刘武坚决抵御的作用来看,根据贾谊的这个建议所作的部署,确实是深谋远虑。
汉文帝十二年(前168年),贾谊在忧郁中死去,年仅三十三岁。
人物思想
儒家
西汉初年,儒生陆贾与叔孙通等人在总结秦亡教训的基础上,提出了用儒家治国的设想,但未及付诸政治实践。西汉初期,贾谊冲破文帝时道家、黄老之学的束缚,将儒家学说推到了政治前台,制定了仁与礼相结合的政治蓝图,得到了汉文帝的重视,在历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贾谊认为秦亡在于“仁义不施”,要使汉朝长治久安,必须施仁义、行仁政。同时,贾谊的仁义观带有强烈的民本主义的色彩。贾谊从秦的强大与灭亡中,看到了民在国家治乱兴衰中所起的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这种民本主义思想为基础,贾谊认为施仁义、行仁政,其主要内容就是爱民,“故夫民者,弗爱则弗附”,只有与民以福,与民以财,才能得到人民的拥护。以爱民为主要内容的施仁义、行仁政的思想是贾谊政治思想的基本内容。
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贾谊对汉朝的社会现实也进行仔细考察。贾谊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在表面平静的景象之后已隐藏着种种矛盾和行将到来的社会危机:农民暴乱已时或出现;诸侯王僭上越等、割据反叛,已构成了对中央政权的严重威胁;整个社会以侈靡相竞、以出伦逾等相骄,社会风气每况愈下。因此,在贾谊看来,面对这样一种上无制度,弃礼义,捐廉丑的社会现实,不能遵奉黄老之术,必须改正朔,易服色,定官名,兴礼乐,因此,叔孙通等人倡导的制礼仪、明尊卑、以礼治国的主张,也成了贾谊政治思想的重要内容。通过仁与礼,贾谊为汉朝提出了一个仁以爱民、礼以尊君的忠君爱民的儒家式的政治统治模式。
法家
与陆贾、叔孙通等人一样,贾谊也非一个醇儒,尤其是为了解决汉朝中央政权与诸侯王之间的矛盾,法家的权势法制思想也已被贾谊吸收到了其思想体系之中。贾谊认为:施仁义主要是对民而言的,对于当时拥有强大势力并随时可以反叛中央的诸侯王,单靠仁义恩成是不够的,还必须依靠权势法制,“仁义恩厚,此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此人主之斤斧也。势已定、权已足矣,乃以仁义恩厚因而泽之,故德布而天下有慕志。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制,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刃不折则缺耳。”
道家
贾谊在《道德说》中借助于汉初非常流行的《老子》的学说,试图为儒家的道德论寻找一个宇宙观的基础,表现了汉儒自陆贾以来自觉地吸收其他各家的思想以充实儒家思想体系的新动向。
贾谊认为,阴阳、天地、人与万物都由德生,而德由道生。道是宇宙万物的最终本源,而德则是宇宙万物的直接本源。德有六理:道、德、性、神、明、命;德有六美:有道、有仁、有义、有忠、有信、有密。贾谊试图用《老子》的道德说来为儒家的道德伦理提供依据,这种吸取道家的思想因素以为儒家的道德伦常进行形而上的哲学论证,为后来董仲舒全面吸收道家学说以重构儒家思想体系提供了可以参考的思想资料。
政治贡献
纵观贾谊一生,虽受谗遭贬,未登公卿之位,但他的具有远见卓识的政论和建议,文帝还是比较重视,大略是实行了的;贾谊在政治、经济、国防以及社会风气等方面的进步主张,不仅在文帝一朝起了作用,更重要的是对西汉王朝的长治久安起了重要作用。
割地定制、礼治天下
贾谊指出危害西汉王朝政治安定的首要因素,是诸侯王的存在以及他们企图叛乱的阴谋。他回顾历史,列举事实说明分封诸侯王的害处。指出诸侯王的叛乱,并不取决于是疏是亲,而是取决于“形势”,取决于他们力量的强弱,从“形势”来解释诸侯王反叛与否。因此,贾谊得出的结论是:“疏者必危,亲者必乱”。
根据异姓诸侯王反叛的历史教训和同姓诸侯王必然反叛的危险,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其一曰定礼制,其二曰定地制。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等级,使诸侯王严格按人臣之礼行事,从而维护天子的最高威严。定地制即“割地定制”,根据“大都强者先反”的历史教训,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原有的诸侯王的封地上分封更多的诸侯,从而分散削弱他们的力量。诸侯王的封地,一代一代分割下去,愈分愈少,直到“地尽而止”,力量也就愈来愈削弱下去了,这就叫做“割地定制”。
景帝刘启时,晁错提出“削藩”政策,是贾谊主张的继续;景帝三年(前154年)吴楚七国之乱,证明了贾谊对诸侯王分析的正确性。到了汉武帝刘彻的时候,颁行主父偃提出的“推恩令”,更是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的全面实行了。
另外,在《宗首》、《藩强》、《权重》等文章中,贾谊还阐述了加强中央集权的思想;在《大政》、《修政》中提出了利民安民的民本思想。
重农抑商、以农为本
贾谊认为,富商大贾与诸侯王相勾结,有恃无恐,僭越礼制,又要农民供给他们以奢侈的生活资料,因而导致了广大农民贫困。因此,贾谊主张重视农民,提倡俭约,反对奢侈之风。
文帝二年(前178年),贾谊上《论积贮疏》,紧密围绕“积贮”的论题,从正反两面论证加强积贮对国计民生的重大意义,对于维护汉朝的封建统治,促进当时的社会生产,发展经济,巩固国防,安定人民的生活,都有一定的贡献,客观上符合人民利益,在历史上有其进步的意义;他的重视发展农业,提倡积贮的思想,即使至今,也仍有借鉴的价值。同时,贾谊指出,商人卖奴隶,穷极奢侈,不尊重国家制度,冒犯皇帝尊严,主张俭约,禁奢靡之风。
在货币政策上,贾谊承认货币流通的客观性质,不认为单凭君王权力就可以解决货币问题。因而贾谊建议禁止私人铸钱、由中央垄断造币的原料,统一铸钱,即不让铜流布于民间,也不准老百姓私自采炼铜矿。可惜文帝未执行,以至币制混乱。贾谊的货币主张,在客观上已为后来汉武帝时实现统一的五铢钱制度,即所谓“三官钱”的流通开辟了道路,武帝时期禁止铸钱的政策正是贾谊思想的延续。
儒法结合、瓦解匈奴
贾谊对待匈奴思想的出发点,是传统儒家的华夷之辨,四境少数民族侵凌中原民族是不能容忍的。因而,在北方匈奴问题上,贾谊认为和亲并不能制止匈奴侵扰,提出儒法结合的战略思想,即“德战”:“以厚德怀服四夷”,辅以“三表、五饵[”之术。贾谊认为,只要实行他的“三表”、“五饵”的策略,便可以争取匈奴的民众,孤立单于,并进而降服单于。
贾谊对他这套制服匈奴的措施颇具信心,所以他向文帝毛遂自荐,愿意亲自来实行其计划。贾谊主张用和平的手段瓦解敌人的策略,因而西汉赢得了30 多年国内建设的和平环境,为武帝最终战胜匈奴奠定了实力基础,故其功不可没。
文学成就
散文
(参见贾谊的作品词条《治安策》、《过秦论》、《论积贮疏》等)
《汉书·艺文志》记载贾谊散文共58篇,收录于《新书》。其作品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专题政论文,如《过秦论》;一类是就具体问题所写的疏牍文,如《陈政事疏》;还有一些是杂论。
贾谊的政论文,主要是一些陈政事的疏奏,为数不多,但成就巨大。一方面,他吸取战国儒道法三家思想而又“案之当今之务”,使其政沦文具有适应时代需要而“经世致用”的特色,因而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另一方面,他继承战国之文“敷张文辞”的写作手法而又更加疏直激切、尽所欲言,使其政论文具有将说理与情感、气势、形象相结合而耸动人主视听的特色。
贾谊的政论散文说理透辟,逻辑严密,感情充沛,气势非凡,全面地阐述了 深刻的政治思想和高瞻远瞩的治国方略,鲜明地体现了汉初知识分子在大一统封建帝国创始时期积极用世的人生态度和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标志着中国散文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代表了汉初政论散文的最高成就,对后代散文影响很大。鲁迅曾说,他与晁错的文章“皆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远。”
除此之外,贾谊《新书》中还有一些杂论文章,语言或朴实浅显,或生动形象,叙事说理均有特色。
赋
(参见贾谊的作品词条《吊屈原赋》、《鵩鸟赋》等)
赋是汉代文学的代表,是在楚辞基础上发展而成的一种文体。汉赋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直接摹仿屈原《离骚》体的骚体赋,一种是汉代新创的散体大赋,它日益发展,成为汉赋的主体。贾谊赋在赋史上具有“振其绪”之功。既上承楚骚的余绪。又奠定了汉代骚体赋的基础。
在贾谊仅存的四篇赋中,《吊屈原赋》是汉初骚体赋的代表作,“辞清而理哀”(刘勰),是以骚体写成的抒怀之作,也是汉人最早的吊屈之作,开汉代辞赋家追怀屈原的先例。《鵩鸟赋》在艺术形式上,受庄子寓言影响,以人鸟对话展开,开汉赋主客问答体式之先河;同时此赋以整齐的四言句为主,有散文化的倾向,体现着向汉大赋的过渡(马积高《赋史》)。
上篇
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来伺机夺取周王室的权力,(秦孝公)有统一天下的雄心。正当这时,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从事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对外实行连衡策略,使诸侯自相争斗。因此,秦人轻而易举地夺取了黄河以西的土地。
孝公既没,惠文、武、昭襄蒙故业,因遗策,南取汉中,西举巴、蜀,东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诸侯恐惧,会盟而谋弱秦,不爱珍器重宝肥饶之地,以致天下之士,合从缔交,相与为一。当此之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智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而重士,约从离衡,兼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尝以十倍之地,百万之众,叩关而攻秦。秦人开关延敌,九国之师,逡巡而不敢进。秦无亡矢遗镞之费,而天下诸侯已困矣。于是从散约败,争割地而赂秦。秦有余力而制其弊,追亡逐北,伏尸百万,流血漂橹。因利乘便,宰割天下,分裂山河。强国请服,弱国入朝。延及孝文王、庄襄王,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秦孝公死了以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承继先前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商议削弱秦国。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这四位封君,都见识英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宽宏厚道而爱惜人民,尊重贤才而重用士人,以合纵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联合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在这时,六国的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他们的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他们曾经用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攻打函谷关来攻打秦国。秦人打开函谷关口迎战敌人,九国的军队有所顾虑徘徊不敢入关。秦人没有一兵一卒的耗费,然而天下的诸侯就已窘迫不堪了。因此,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秦有剩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而制服他们,追赶逃走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流淌的血液可以漂浮盾牌。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强国主动表示臣服,弱国入秦朝拜。延续到孝文王、庄襄王,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以为桂林、象郡;百越之君,俯首系颈,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筑长城而守藩篱,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士不敢弯弓而报怨。于是废先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后践华为城,因河为池,据亿丈之城,临不测之渊,以为固。良将劲弩守要害之处,信臣精卒陈利兵而谁何。天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皇帝的宝座来统治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秦始皇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愿意服从投降),把性命交给司法官吏。秦始皇于是又命令蒙恬在北方修筑长城,守卫边境,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胡人不敢向下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秦始皇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著作,来使百姓愚蠢;毁坏高大的城墙,杀掉英雄豪杰;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兵刃和箭头,冶炼它们铸造十二个铜人,以便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然后凭借华山为城墙,依据黄河为城池,凭借着高耸的华山,往下看着深不可测的黄河,认为这是险固的地方。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和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己认为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坚固的城防,是子子孙孙称帝称王直至万代的基业。
始皇既没,余威震于殊俗。然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而迁徙之徒也;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贤,陶朱、猗顿之富;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破瓮做窗户、草绳做户枢的贫家子弟,是氓、隶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卒子;才能不如普通人,并没有孔丘、墨翟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猗顿那样富有。(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砍下树木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豪杰像云一样聚集,回声似的应和他,许多人都背着粮食,如影随形地跟着。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事,消灭了秦的家族。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耰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锄櫌棘矜,非铦于钩戟长铩也;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
中篇
况且那天下并没有缩小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是保持原来的样子。陈涉的地位,没有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锄头木棍也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那迁谪戍边的士兵也不能和九国部队抗衡;深谋远虑,行军用兵的方法,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假使拿东方诸侯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就更不能相提并论了。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管辖全国,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经一百多年了;这之后把天下作为家业,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陈涉一人起义国家就灭亡了,秦王子婴死在别人(项羽)手里,被天下人耻笑,这是为什么呢?就因为不施行仁政而使攻守的形势发生了变化啊。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的慕风向往,为什么会像这样呢?回答是: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如今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诗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著,功业长久。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赏罚不当,赋敛无度。天下多事,吏不能纪;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政才能的表现。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故曰:“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是二世之过也。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下篇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脩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子婴立,遂不悟。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此岂世贤哉?其势居然也。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势不便也。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阨塞而守之。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亲,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朝兼并了诸侯,崤山以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横行天下。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于是崤山以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秦君之间互相不信任,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崤山以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难道代代贤明吗?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崤山以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来指挥东方诸侯新建的各国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在覆亡前夕没有做出挽救的措施。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年幼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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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为长沙王太傅,既以谪去,意不自得;及度湘水,为赋以吊屈原。屈原,楚贤臣也。被谗放逐,作《离骚》赋,其终篇曰:“已矣哉!国无人兮,莫我知也。”遂自投汨罗而死。谊追伤之,因自喻,其辞曰:
贾谊做了长沙王的太傅,已经由于被贬谪离开京城,自己感到很不得意;等到坐船渡过湘水的时候,就写了一篇赋来凭吊屈原。屈原是楚国的贤能之臣。遭受谗言的诬陷而被放逐,作了离《离骚》这篇文章,文章的结尾说:“算了罢,国家没有一个正直贤能的人,没有一个人了解我啊”于是就跳到汨罗江自杀了。贾谊我追念感伤这件事情,借此来比喻自己,那文章的词句说:
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讬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呜呼哀哉!逢时不祥。鸾凤伏竄兮,鸱枭翱翔。闒茸尊显兮,谗谀得志;贤圣逆曳兮,方正倒植。世谓随、夷为溷兮,谓跖、蹻为廉;莫邪为钝兮,铅刀为銛。吁嗟默默,生之无故兮;斡弃周鼎,宝康瓠兮。腾驾罷牛,骖蹇驴兮;骥垂两耳,服盐车兮。章甫荐履,渐不可久兮;嗟苦先生,独离此咎兮。
恭敬地承受这美好的恩惠啊,到长沙去做官。途中听说屈原啊,自己沉到汨罗江自杀了。到了这湘江后写一篇文章投到江水中啊,(我)恭敬的凭吊屈原先生,(你)遭受了世间无尽的谗言啊,乃至毁灭了自己的生命。唉!唉!遭逢的时代不好啊。鸾鸟凤凰躲避流窜啊,猫头鹰却在高空翱翔。宦官内臣尊贵显耀啊,用谗言奉承阿谀的人能得志;贤才能臣无法立足啊,端方正派的人却郁郁不得志。世人都认为卞随、伯夷恶浊啊,认为盗跖、庄蹻廉洁,(认为)宝剑莫邪粗钝啊,铅质的刀锋利。慨叹抱负无法施展,屈原你无故遇祸啊!这就好比是抛弃了周鼎,而把瓦盆当成了宝物啊;乘坐、驾驶疲牛,使跛驴作骖啊,反让骏马吃力的去拖盐车啊;帽冠低居在下,鞋履反高高再上;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是不会长久的。慨叹先生你真不幸啊,竟遭遇到这样的祸难!”
讯曰:已矣!国其莫我知兮,独壹郁其谁语?凤漂漂其高逝兮,固自引而远去。袭九渊之神龙兮,沕深潜以自珍;偭蟂獭以隐处兮,夫岂从虾与蛭蟥?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使骐骥可得系而羁兮,岂云异夫犬羊?般纷纷其离此尤兮,亦夫子之故也。历九州而其君兮,何必怀此都也?凤凰翔于千仞兮,览德辉而下之;见细德之险徵兮,遥曾击而去之。彼寻常之污渎兮,岂能容夫吞舟之巨鱼?横江湖之鳣鲸兮,固将制于蝼蚁。
总之:算了吧!整个国家没有一个人了解我啊,一个人独自忧愁抑郁能够和谁说呢?凤凰飘飘然向高处飞去啊,自己本来就打算远走高飞。效法深渊中的神龙啊,深深地潜藏在渊底来保护自己;弃离了蟂獭去隐居啊,怎么能够跟从蛤蟆与水蛭、蚯蚓?我所认为珍贵的东西是圣人的神明德行啊,要远离污浊的世界而自己隐居起来;假使骐骥也能够被束缚而受羁绊啊,怎么能够说与狗和羊有分别呢?盘桓在这样混乱的世上遭受祸难啊,也是您的原因。无论到哪里都能辅佐君主啊,又何必留恋国都呢?凤凰在千仞的高空翱翔啊,看到人君道德闪耀出的光辉才降落下来;看到德行卑鄙的人显出的危险征兆啊,就远远的高飞而去。那窄窄的小水沟啊,怎么能够容下吞舟的巨鱼?横行江湖的鳣鱼、鲸鱼,(出水后)也将受制于蝼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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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飞入谊舍。鵩似鸮,不祥鸟也。谊即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也。其辞曰:
贾谊在长沙做了三年太傅,有只鵩鸟飞进他的住所。鵩鸟长得很像猫头鹰,是不祥的鸟。贾谊因为被贬到长沙,长沙气候很潮湿,此时看到猫头鹰,认为自己寿命已不长了,于是写了一篇赋来自我安慰。赋文说:
单阏之岁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斜兮,鵩集予舍。止于坐隅兮,貌甚闲暇。异物来萃兮,私怪其故。发书占之兮,谶言其度,曰:“野鸟入室兮,主人将去。”请问于鵩兮:“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灾。淹速之度兮,语予其期。”鵩乃叹息,举首奋翼;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汉文帝六年,丁丑年,四月孟夏时节。四月里的一天太阳西斜时,有一支鵩鸟停在我的屋子上。它停在座位的一角,形态非常从容不惊。有怪物停栖于此,我心中暗中怀疑它飞来的缘故。打开书本占卜它,预示说到它吉凶的定数:“有野鸟进入我的房屋,主人即将离去。”我请求向鵩鸟发问:“我将要到哪里去呢?如果有吉事,你就告诉我,即使有凶事,也请你把什么灾祸说明。死生迟速的吉凶定数啊,请告诉我它的期限吧。”鵩鸟就叹息着,昂起头张开翅膀,口却不能说话,而请用胸中所想的来对答:
“万物变化兮,固无休息。斡流而迁兮,或推而还。形气转续兮,变化而蟺。沕穆无穷兮,胡可胜言!祸兮福所依,福兮祸所伏;忧喜聚门兮,吉凶同域。彼吴强大兮,夫差以败;越栖会稽兮,勾践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傅说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祸之与福兮,何异纠纆;命不可说兮,孰知其极!水激则旱兮,矢激则远;万物回薄兮,振荡相转。云蒸雨降兮,纠错相纷;大钧播物兮,坱圠无垠。天不可预虑兮,道不可预谋;迟速有命兮,焉识其时。
“时间万物的变化,本来就没有停止。运转迁移,或推移回还,万物变化运转,反复无定。形与气互相移转连续变迁蜕化,精微深远,没有穷尽。福是祸的诱因,祸是福的根源。忧与喜聚集在一门之中,吉与凶同在一个区域。吴国很强大,夫差却失败了,越国栖息于会稽山,但勾践却称霸于世。李斯游于秦国,身登相位,达到成功,最终却身受五刑而死。傅说在傅岩操服劳役,殷高宗武丁以为他是贤人,用他为相。福祸相互依附纠缠,如同绳索绞合在一起,天命不可解说,谁知道他的究竟?水流矢飞,为外物所激,则或悍或远,发生变化,万物往返相激,震荡转化,人事也有时因祸而至于福,互相影响,反复无常。云因势而上升为雨,雨因冷而下降为云,事物的变化复杂纷纭。自然界造化推动万物,使之运行变化是无边无际的。天和道,其理深远,不可预为思虑谋度,死生迟速有命,哪能预知它的期限!
且夫天地为炉兮,造化为工;阴阳为炭兮,万物为铜。合散消息兮,安有常则?千变万化兮,未始有极,忽然为人兮,何足控抟;化为异物兮,又何足患!小智自私兮,贱彼贵我;达人大观兮,物无不可。贪夫殉财兮,烈士殉名。夸者死权兮,品庶每生。怵迫之徒兮,或趋西东;大人不曲兮,意变齐同。愚士系俗兮,窘若囚拘;至人遗物兮,独与道俱。众人惑惑兮,好恶积亿;真人恬漠兮,独与道息。释智遗形兮,超然自丧;寥廓忽荒兮,与道翱翔。乘流则逝兮,得坻则止;纵躯委命兮,不私与己。其生兮若浮,其死兮若休;澹乎若深渊止之静,泛乎若不系之舟。不以生故自宝兮,养空而浮;德人无累兮,知命不忧。细故蒂芥兮,何足以疑!”
天地像一个冶金之匠炉,造化像一个冶金之匠,阴阳所以铸化为物故喻为炭,物由阴阳铸化而成故喻为铜。聚散灭生怎么会有一定的法则?千变万化未必有终极。偶然为人,哪里值得贪恋珍惜,而死亡又有什么值得忧患的呢?智慧浅小的人,只顾自身,以他物为贱,以自己为贵。在达人看来,自己和万物可以相互适应,故没有一物不合适。贪婪的人为财而死,刚烈之士为名誉而死。贪求虚名的人,死于权势,一般人贪求生命。为权力所诱为贫贱所迫的人,东奔西走,趋利避害;与天地合其德的伟人不为物欲所趋,对亿万变化的事物都等量齐观,一视同仁。愚笨的人为俗界所牵连,困窘得如罪人之受拘束;有至德的人遗弃物累,独和大道同行。众人惑乱之甚,所爱所憎,积聚甚多;得天地之道的人安然宁静,独和大道相处。放弃智虑,遗弃形体,超脱于万物之外自忘其身,深远空阔,与道浮游。人生如木浮水,行止随流;把自己的身躯完全托付给命运,任凭自然,不私爱身躯把它归于自己作为私物,活着仿佛随波逐流,死去好像休憩长眠。深邃得好像深渊潭水般幽然,漂浮得好像没有羁绊的小舟般自在,涵养空虚之性而浮游,德人不被万物牵累,知天命而不忧愁。因此像鵩鸟飞入舍内这种琐细小事,又有什么值得疑虑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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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故其畜积足恃。今背本而趋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将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财产何得不蹶!
管子说:“粮仓充足,百姓就懂得礼节。”百姓缺吃少穿而可以治理得好的,从古到今,没有听说过这事。古代的人说:“一个男子不耕地,有人就要因此挨饿;一个女子不织布,有人就要因此受冻。”生产东西有时节的限制,而消费它却没有限度,那么社会财富一定会缺乏。古代的人治理国家,考虑得极为细致和周密,所以他们的积贮足以依靠。现在人们弃农经商(不生产而)吃粮的人很多,这是国家的大祸患。过度奢侈的风气一天天地滋长,这也是国家的大祸害。这两种大祸害公然盛行,没有人去稍加制止;国家的命运将要覆灭,没有人去挽救;生产的人极少,而消费的人很多,国家的财富怎能不枯竭呢?
汉之为汉,几四十年矣,公私之积,犹可哀痛!失时不雨,民且狼顾;岁恶不入,请卖爵子,既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者若是而上不惊者?世之有饥穰,天之行也,禹、汤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国胡以相恤?卒然边境有急,数千百万之众,国胡以馈之?兵旱相乘,天下大屈,有勇力者聚徒而衡击;罢夫羸老易子而咬其骨。政治未毕通也,远方之能疑者,并举而争起矣。乃骇而图之,岂将有及乎?
汉朝从建国以来,快四十年了,公家和个人的积贮还少得令人痛心。错过季节不下雨,百姓就将忧虑不安,年景不好,百姓纳不了税,朝廷就要出卖爵位,百姓就要出卖儿女。这样的事情皇上已经耳有所闻了,哪有治理国家已经危险到这种地步而皇上不震惊的呢?世上有灾荒,这是自然界常有的现象,夏禹、商汤都曾遭受过。假如不幸有纵横二三千里地方的大旱灾,国家用什么去救济灾区?如果突然边境上有紧急情况,成千上万的军队,国家拿什么去发放粮饷?假若兵灾旱灾交互侵袭,国家财富极其缺乏,胆大力壮的人就聚集歹徒横行抢劫,年老体弱的人就互换子女来吃;政治的力量还没有完全达到各地,边远地方敢于同皇上对抗的人,就一同举兵起来造反了。于是皇上才惊慌不安地谋划对付他们,难道还来得及吗?
夫积贮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财有余,何为而不成?以攻则取,以守则固,以战则胜。怀敌附远,何招而不至!今殴民而归之农,皆著于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转而缘南亩,则畜积足而人乐其所矣。可以为富安天下,而直为此廪廪也,窃为陛下惜之。
积贮,是国家的命脉。如果粮食多财力充裕,干什么事情会做不成?凭借它去进攻就能攻取,凭借它去防守就能巩固,凭借它去作战就能战胜。使敌对的人归降,使远方的人顺附,招谁而不来呢?现在如果驱使百姓,让他们归向农业,都附着于本业,使天下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而生活,工商业者和不劳而食的游民,都转向田间从事农活,那么积贮就会充足,百姓就能安居乐业了。本来可以做到使国家富足安定,却竟造成了这种令人危惧的局面!我真替陛下痛惜啊!
节自《汉书·食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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惜余年老而日衰兮,岁忽忽而不反。
登苍天而高举兮,历众山而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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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江河之纡曲兮,离四海之霑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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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北极而一息兮,吸沆瀣以充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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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朱鸟使先驱兮,驾太一之象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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苍龙蚴虯于左骖兮,白虎骋而为右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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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日月以为盖兮,载玉女于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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驰骛于杳冥之中兮,休息虖昆仑之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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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穷极而不厌兮,愿从容虖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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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丹水而驰骋兮,右大夏之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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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鹄之一举兮,知山川之纡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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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兮,睹天地之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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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中国之众人兮,讬回飙乎尚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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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至少原之野兮,赤松、王乔皆在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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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子拥瑟而调均兮,余因称乎清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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澹然而自乐兮,吸众气而翱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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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我长生而久仙兮,不如反余之故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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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鹄後时而寄处兮,鸱枭群而制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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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失水而陆居兮,为蝼蚁之所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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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黄鹄神龙犹如此兮,况贤者之逢乱世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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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冉冉而日衰兮,固儃回而不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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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流从而不止兮,众枉聚而矫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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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偷合而苟进兮,或隐居而深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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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称量之不审兮,同权概而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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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推迻而苟容兮,或直言之谔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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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诚是之不察兮,并纫茅丝以为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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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世俗之幽昏兮,眩白黑之美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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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山渊之龟玉兮,相与贵夫砾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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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伯数谏而至醢兮,来革顺志而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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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仁人之尽节兮,反为小人之所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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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干忠谏而剖心兮,箕子被发而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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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背流而源竭兮,木去根而不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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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重躯以虑难兮,惜伤身之无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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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矣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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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不见夫鸾凤之高翔兮,乃集大皇之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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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四极而回周兮,见盛德而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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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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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麒麟可得羁而係兮,又何以异虖犬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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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它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夫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燃,因谓之安,方今之势,何以异此!本末舛逆,首尾衡决,国制抢攘,非甚有纪,胡可谓治!陛下何不一令臣得熟数之于前,因陈治安之策,试详择焉!
我私下考虑现在的局势,应该为之痛哭的有一项,应该为之流泪的有两项,应该为之大声叹息的有六项,至于其他违背情理而伤害大道的事,很难在奏疏中一一列举。向陛下进言的人都说现在天下已经安定了,已经治理得很好了,我却认为还不是那么回事。说天下已经安定已经大治的人,不是愚昧无知,就是阿谀奉承,都不是真正了解什么是治乱大体的人。有人抱着火种放在堆积的木柴之下,自己睡在这堆木柴之上,火还没有燃烧起来的时候,他便认为这是安宁的地方,现在国家的局势,与此有什么不同!本末颠倒,首尾冲突,国制混乱,不合理的现象严重,怎么能够说是大治!陛下为什么不让我对您详细地说明这一切,因而提出使国家真正大治大安的方策,以供陛下仔细斟酌选用呢?
夫射猎之娱,与安危之机孰急?使为治劳智虑,苦身体,乏钟鼓之乐,勿为可也。乐与今同,而加之诸侯轨道,兵革不动,民保首领,匈叙宾服,四荒乡风,百姓素朴,狱讼衰息。大数既得,则天下顺治,海内之气,清和咸理,生为明帝,没为明神,名誉之美,垂于无穷。《礼》祖有功而宗有德,使顾成之庙称为太宗,上配太祖,与汉亡极。建久安之势,成长治之业,以承祖庙,以奉六亲,至孝也;以幸天下,以育群生,至仁也;立经陈纪,轻重同得,后可以为万世法程,虽有愚幼不肖之嗣,犹得蒙业而安,至明也。以陛下之明达,因使少知治体者得佐下风,致此非难也。其具可素陈于前,愿幸无忽。臣谨稽之天地,验之往古,按之当今之务,日夜念此至孰也,虽使禹舜复生,为陛下计,亡以易此。
射箭打猎之类的娱乐与国家安危的关键相比,哪一样更急迫?假若所提的治世方法,需要耗费心血,摧残身体,影响享受钟鼓所奏音乐的乐趣,可以不加采纳;我的治国方策,能保证使陛下所享受的各种乐趣不受影响,却可以带来封国诸侯各遵法规,战争不起,平民拥护首领,匈奴归顺,纯朴之风响彻边陲,百姓温良朴素,官司之类的事情停止不发。大的气数已定,那么,全国便会顺应而治理得好,四海之内,一派升平的气象,万物都符合事理,陛下在生时被称为明帝,死后成为明神,美名佳誉永垂青史。《礼》书上说宗庙有功德,使您的顾成庙被尊称为大宗,得以与太祖共享盛名,与大汉天下共存亡。创建长久安定的形势,造成永久太平的业绩,以此来承奉祖庙和六亲,这是最大的孝顺;以此来使老百姓得到幸福,使芸芸众生得到养育,这是最大的仁;创设准则,标立纪纲,使大小事物各得其所,对后代可以为万世子孙树立楷模,即使是后世出现了愚鲁、幼稚、不肖的继承人,由于他继承了您的鸿业和福荫,还可以安享太平,这是最明智的办法。凭陛下的精明练达,再有稍微懂得治国之道的人辅佐,要达到这一境界并不困难。其内容全都可以原本地向陛下陈述,希望陛下不要忽视。我谨慎地用它来考察过天地的变化,应验过往古的情况,核对过当今的事情,日夜思考而详细地知道了它的内容,即使是禹和舜再生,为陛下考虑,也不能加以改变。
夫树国固,必相疑之势也,下数被其殃,上数爽其忧,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今或亲弟谋为东帝,亲兄之子西乡而击,今吴又见告矣。天子春秋鼎盛,行义未过,德泽有加焉,犹尚如是,况莫大诸侯权力且十此者乎!
建立诸侯国过于强大,本来必然会造成天子与诸侯之间互相对立的形势,臣下屡遭祸害,皇上也多次忧伤,这实在不是使皇上放心、使臣下保全的办法。如今有的亲兄弟图谋在东方称帝,亲侄子也向西袭击朝廷,近来吴王的谋反活动又被人告发。天子现在年富力强,品行道义上没有过错,对他们施加功德恩泽,而他们尚且如此,何况最大的诸侯,权力比他们还要大十倍呢!
然而天下少安,何也?大国之王幼弱未壮,汉之所置傅相方握其事。数年之后,诸侯之王大抵皆冠,血气方刚,汉之傅相称病而赐罢,彼自丞尉以上徧置私人,如此,有异淮南、济北之为邪?此时而欲为治安,虽尧舜不治。
虽然如此,但是天下还比较安定,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大诸侯国的国王年纪还小没有成年,汉朝安置在那里的太傅、丞相还掌握着政事。几年以后,诸侯王大都加冠成人,血气方刚,而汉朝委派的太傅、丞相都要称病还乡了,而诸侯王会自下而上地普遍安插亲信,如果这样的话,他们的行为同淮南王、济北王有什么区别呢?到了那时,而想求得天下安定,即使是唐尧、虞舜在世也办不到了。
黄帝曰:“日中必熭,操刀必割。”今令此道顺,而全安甚易;不肯早为,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岂有异秦之季世乎!夫以天子之位,乘今之时,因天之助,尚惮以危为安,以乱为治,假设陛下居齐桓之处,将不合诸侯而匡天下乎?臣又以知陛下有所必不能矣。假设天下如曩时,淮阴侯尚王楚,黥布王淮南,彭越王梁,韩信王韩,张敖王赵,贯高为相,卢绾王燕,陈狶在代,令此六七公者皆亡恙,当是时而陛下即天子位,能自安乎?臣有以知陛下之不能也。天下肴乱,高皇帝与诸公倂起,非有仄室之势以豫席之也。诸公幸者乃为中涓,其次仅得舍人,材之不逮至远也。高皇帝以明圣威武即天子位,割膏腴之地以王诸公,多者百余城,少者乃三四十县,德至渥也,然其后十年之间,反者九起。陛下之与诸公,非亲角材而臣之也,又非身封王之也,自高皇帝不能以是一岁为安,故臣知陛下之不能也。
黄帝说:“到了中午一定要抓紧曝晒,拿着刀子一定要赶紧宰割。”现在要使治安之道顺利而稳妥地推行,是十分容易的。假使不肯及早行动,到头来就要毁掉亲骨肉,而且还要杀他们的头,这难道同秦朝末年的局势还有什么区别吗?凭着天子的权位,趁着当今的有利时机,靠着上天的帮助,尚且对转危为安、改乱为治的措施有所顾虑,假设陛下处在齐桓公的境地,大概不会去联合诸侯匡正天下吧?我知道陛下一定不能那样做的。假如国家的局势还像从前那样,淮阴侯韩信还统治着楚,黥布统治着淮南,彭越统治着梁,韩王信统治着韩,张敖统治着赵,贯高做赵国的相,卢绾统治着燕,陈还在代国,假令这六七个王公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继位做天子,自己能感到安全吗?我判断陛下是不会感到安全的。在天下混乱的年代,高祖和这些王公们共同起事,并没有子侄亲属的势力做为依靠。这些王公走运的就成了亲近的侍从,差一点的仅当个管理宫中事务的官员,他们的才能远不及高祖。高祖凭着他的明智威武,即位做了天子,割出肥沃的土地,使这些王公成为诸侯王,多的有一百多个城,少的也有三四十个县,恩德是优厚的了,然而在以后的十年当中,反叛汉朝的事发生了九次。陛下跟这些王公,并没有亲自较量过才能而使他们甘心为臣的,也不是亲自封他们当诸侯王的。即使高祖也不能因此而得到一年的安宁,所以我知道陛下更不能得到安宁的。
然尚有可诿者,曰疏。臣请试言其亲者。假令悼惠王王齐,元王王楚,中子王赵,幽王王淮阳,共王王梁,灵王王燕,厉王王淮南,六七贵人皆亡恙,当是时陛下即位,能为治乎?臣又知陛下之不能也。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无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虽行不轨如厉王者,令之不肯听,召之安可致乎!幸而来至,法安可得加!动一亲戚,天下圜视而起,陛下之臣虽有悍如冯敬者,适启其口,匕首已陷其胸矣。陛下虽贤,谁与领此?
不过,上面这些情况,还有可以推托的理由,说是“关系疏远”。那就请允许我试着谈谈那些亲属诸侯王吧。假如让齐悼惠王统治着齐,楚元王统治着楚,赵王统治着赵,幽王统治着淮阳,恭王统治着梁,灵王统治着燕,厉王统治着淮南,假如这六七位贵人都还健在,在这时陛下即皇帝位,能使天下太平吗?我又知陛下是不能的。像这些诸侯王,虽然名义上是臣子,实际上他们都怀有老百姓那种兄弟关系的想法,大概没有不想采用天子的制度,而把自己当做天子的。他们擅自把爵位赏给别人,赦免死罪,甚至有人乘坐天子的黄屋车。他们不执行汉朝的法令。即使执行了,像厉王那样的不守法的人,命令他都不肯听从,又怎么能招他来呢!幸而召来了,法律怎么能施加到他身上呢!动了一个近亲,天下诸王都环视着惊动起来。陛下的臣子当中即使有冯敬那样勇敢的人,但是他刚开口揭发诸侯王的不法行为,刺客的匕首已经刺进他的胸膛了。陛下虽然贤明,谁能和您一起来治理这些人呢?
故疏者必危,亲者必乱,已然之效也。其异姓负强而动者,汉已幸胜之矣,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袭是迹而动,既有徵矣,其势尽又复然。殃祸之变未知所移,明帝处之尚不能以安,后世将如之何!
所以说,关系疏远的诸侯王必定危险,关系亲近的诸侯王也一定作乱,这是事实所证明了的。那些自负强大而发动叛乱的异姓诸侯王,汉朝已经侥幸地战胜他们了,可是却没有改变酿成叛乱的制度。同姓诸侯王也袭用了这种做法,发动叛乱,如今已有征兆了,形势又完全回复到以前那种状态!灾祸的变化,还不知道要转移到何处,英明的皇帝处在这种情况下,尚且不能使国家安宁,后代又将怎么办呢!
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顿者,所排击剥割,皆众理解也。至于髋髀之所,非斤则斧。夫仁义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权势法制,人主之斤斧也。今诸侯王皆众髋髀也,释斤斧之用,而欲婴以芒刃,臣以为不缺则折。胡不用之淮南、济北?势不可也。
屠牛坦一早晨宰割了十二头牛,而屠刀的锋刃并不变钝,这是因为他所刮剔割剥的,都是顺着肉的肌理下刀。等碰到胯骨、大腿骨的地方,那就不是用砍刀就是用斧头去砍了。仁义恩厚好比是君王的刀刃,权势、法制好比是君王的砍刀、斧头。如今的诸侯王好比是胯骨、大腿骨,如果放弃砍刀、斧头不用,而要用刀刃去碰,我认为刀子不是出缺口就是被折断。为什么仁义恩厚不能用在淮南王、济北王的身上呢?因为形势不容许啊!
臣窃迹前事,大抵强者先反,淮阴王楚最强,则最先反;韩信倚胡,则又反;贯高因赵资,则又反;陈狶兵精,则又反;彭越用梁,则又反;黥布用淮南,则又反;卢绾最弱,最后反。长沙乃在二万五千户耳,功少而最完,势疏而最忠,非独性异人也,亦形势然也。曩令樊、郦、绛、灌据数十城而王,今虽以残亡可也;令信、越之伦列为彻侯而居,虽至今存可也。
我私下里考察从前的事件,大体上是势力强大的先反:淮阴侯韩信统治着楚,势力最强,就最先反叛;韩王信依靠了匈奴的力量,就又反叛了;贯高借助了赵国的条件,就又反叛了;陈部队精锐,也反叛了;彭越凭借梁国,也反叛了;黥布凭借淮南,也反叛了;卢绾势力最弱,最后反叛。长沙王吴芮才有二万五千封户,功劳很少,却保全了下来,权势最小而对汉朝最忠顺;这不只是由于性情和别人不同,也是由于形势使他这样。倘若从前让樊哙、郦商、周勃、灌婴占据几十个城为王,那现在他们由于作恶而亡国,也是可能的。假使让韩信、彭越之流,只居于彻侯的地位,即便今天也还能保全,也是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天下大计就可以知道了。要想使天下诸侯王都忠心归附汉朝,那最好让他们都像长沙王一样;要想让臣下不至于像韩信那样被杀掉,那最好让他们像樊哙、郦商那徉;要想使天下安定,最好多多建立诸侯国而使他们的势力减小。力量弱小就容易用道义来指使他们,国土小就不会有反叛的邪念。这样就使全国的形势,如同身体使唤手臂,手臂使唤手指似的,没有不听从指挥的。诸侯王不敢有反叛的想法,如同辐条聚向车轮一样,都归顺天子,即使是老百姓,也会知道他们都很安稳。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英明。分割土地,定出制度:把齐、赵、楚三个王国分成若干侯国,让齐王、赵王、楚王的子孙,全都依次受封先人的那份封地,一直到分尽为止。对燕、梁等其他王国也是这样。有些封地大而子孙少的,也都分成若干侯国,暂时空着搁置起来,等着他们的子孙出生以后,再封他当候。诸侯王的封地,有不少已被削除收归汉朝所有的,那就替他们调整侯国所在的地区,等到要封他的子孙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按候国的应有户数,给以补偿。一寸土、一口人,皇帝也不沾他们的,确实只是为了安定太平罢了。这样,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廉洁。分封土地的制度一旦确定,宗室子孙没有不考虑保住自己的统治的。臣子没有背叛的念头,皇帝没有讨伐的想法。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仁德。法令制定了,没有人触犯;政令推行了,没有人抵触。贯高、利几一类的阴谋不会出现,柴奇、开章那样的诡计不会萌生。老百姓都向往良善,大臣都向皇上表示恭顺。所以天下就都知道陛下的道义。这样,即使让幼儿当皇帝,天下也很安定;即使立一个遗腹子作天子,让臣子朝拜老皇帝遗留下来的皇袍,天下也不致于混乱。这样,就可以使天下安定无事,后代也称颂陛下的圣明。只要采取这样的措施,上述五个方面的业绩也就随之而来了,而陛下又怕什么而久久不这样办呢?
然则天下之大计可知已。欲诸王之皆忠附,则莫若令如长沙王,欲臣子之勿菹醢,则莫若令如樊郦等;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亡邪心。令海内之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从。诸侯之君不敢有异心,辐凑并进而归命天子,虽在细民,且知其安,故天下咸知陛下之明。割地定制,令齐、赵、楚各为若干国,使悼惠王、幽王、元王之子孙毕以次各受祖之分地,地尽而止,及燕、梁它国皆然。其分地众而子孙少者,建以为国,空而置之,须其子孙生者,举使君之。诸侯之地其削颇入汉者,为徙其侯国,及封其子孙也,所以数偿之;一寸之地,一人之众,天子亡所利焉,诚以定治而已,故天下咸知陛下之廉。地制壹定,宗室子孙莫虑不王,下无倍畔之心,上无诛伐之志,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仁。法立而不犯,令行而不逆,贯高、利几之谋不生,柴奇、开章不计不萌,细民乡善,大臣致顺,故天下咸知陛下之义。卧赤子天下之上而安,植遗腹,朝委裘,而天下不乱。当时大治,后世诵圣。壹动而五业附,陛下谁惮而久不为此?
当今,天下的形势像得了严重的浮肿病:小腿粗得差不多像腰围,脚指粗得差不多像大腿。平时都不能伸屈自如,一两个指头抽搐,浑身就觉得无所依赖。丧失了今天的机会而不医治,一定要成为难治的顽症。以后即使有扁鹊那样神医,也都无能为力。这个病还不只是浮肿,还苦于脚掌扭折不能走动。楚元王的儿子,是陛下的叔伯兄弟,当今的楚王,是叔伯兄弟的儿子,齐悼惠王的儿子,是陛下亲哥哥的儿子,当今的齐王是陛下哥哥的孙子。陛下自己的子孙,有的还没有分封土地,以便安定天下,旁支的子孙,倒有人掌握大权来威胁皇帝。所以,我说:不仅是害了浮肿病,还苦于脚掌扭折了不能走动。令人痛哭的就是这样一种病啊!
天下之势方病大瘇。一胫之大几如要,一指之大几如股,平居不可屈信,一二指搐,身虑亡聊。失今不治,必为锢疾,后虽有扁鹊,不能为已。病非徒瘇也,又苦蹠戾。元王之子,帝之从弟也,今之王者,从弟之子也。惠王之子,亲兄子也;今之王者,兄子之子也。亲者或亡分地以安天下,疏者或制大权以逼天子,臣故曰非徒病瘇也,又苦蹠戾。可痛哭者,此病是也。
天下之势方倒县。
天下之势方倒县。凡天子者,天下之首,何也?上也。蛮夷者,天下之足,何也?下也。今匈奴嫚娒侵掠,至不敬也,为天下患,至亡已也,而汉岁金絮采缯以奉之。夷狄征令,是主上之操也;天子共贡,是臣下之礼也。足反居上,首顾居下,倒县如此,莫之能解,犹为国有人乎?非亶倒县而已,又类辟,且病痱。夫辟者一面病,痱者一方痛。今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臣故曰一方病矣。医能治之,而上不使,可为流涕者此也。
陛下何忍以帝皇之号为戎人诸侯,势既卑辱,而祸不息,长此安穷!进谋者率以为是,固不可解也,亡具甚矣。臣窃料匈奴之众不过汉一大县,以天下之大困于一县之众,甚为执事者羞之。陛下何不试以臣为属国之官以主匈奴?行臣之计,请必系单于之颈而制其命,伏中行说而笞其背,举匈奴之众唯上之令。今不猎猛敌而猎田彘,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细娱而不图大患,非所以为安也。德可远施,威可远加,而直数百里外威令不信,可为流涕者此也。
今民卖僮者,为之绣衣丝履偏诸缘,内之闲中,是古天子后服,所以庙而不宴者也,而庶人得以衣婢妾。白縠之表,薄纨之里,以偏诸,美者黼绣,是古天子之服,今富人大贾嘉会召客者以被墙。古者以奉一帝一后而节适,今庶人屋壁得为帝服,倡优下贱得为后饰,然而天下不屈者,殆未有也。且帝之身自衣皁绨,而富民墙屋被文绣;天子之后以缘其领,庶人孽妾缘其履:此臣所谓舛也。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胡可得也?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饥,不可得也。饥寒切于民之肌肤,欲其亡为奸邪,不可得也。国已屈矣,盗贼直须时耳,然而献计者曰“毋动”,为大耳。夫俗至大不敬也,至亡等也,至冒上也,进计者犹曰“毋为”,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商君遗礼义,弃仁恩,并心于进取。行之二岁,秦俗日败。故秦人家富子壮则出分,家贫子壮则出赘。借父耰鉏,虑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谇语。抱哺其于,与公并倨;妇姑不相说,则反唇而相稽。其慈子耆利,不同禽兽者亡几耳。然并心而赴时犹曰蹶六国,兼天下。功成求得矣,终不知反廉愧之节,仁义之厚。信并兼之法,遂进取之业,天下大败,众掩寡,智欺愚,勇威怯,壮陵衰,其乱至矣,是以大贤起之,威震海内,德从天下。曩之为秦者,今转而为汉矣。然其遗风余俗,犹尚未改。今世以侈靡相竞,而上亡制度,弃礼谊,捐廉耻日甚,可谓月异而岁不同矣。逐利不耳,虑非顾行也,今其甚者杀父兄矣。盗者剟寝户之帘,搴两庙之器,白昼大都之中剽吏而夺之金。矫伪者出几十万石粟,赋六百余万钱,乘传而行郡国,此其亡行义之尤至者也。而大臣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以为大故。至于俗流失,世坏败,因恬而不知怪,虑不动于耳目,以为是适然耳。夫移风易俗,使天下回心而乡道,类非俗吏之所能为也。俗吏之所务,在于刀笔筐箧,而不知大体。陛下又不自忧,窃为陛下惜之。
夫立君臣,等上下,使父子有礼,六亲有纪,此非天之所为,人之所设也。夫人之所设,不为不立,不植则僵,不修则坏。《管子》曰:“礼义廉耻,是谓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使管子愚人也则可,管子而少知治体,则是岂可不为寒心哉!秦灭四维而不张,故君臣乖乱,六亲殃戮,奸人并起,万民离叛,凡十三岁,而社稷为虚。今四维犹未备也,故奸人几幸,而众心疑惑。岂如今定经制,令君君臣臣,上下有差,父子六亲各得其宜,奸人亡所几幸,而群臣众信,是不疑惑!此业一定,世世常安,而后有所持循矣。若夫经制不定,是犹度江河亡维楫,中流而遇风波,舩必覆矣。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夏为天子,十有余世,而殷受之。殷为天子,二十余世,而周受之。周为天子,三十余世,而秦受之。秦为天子,二世而亡。人性不甚相远也,何三代之君有道之长,而秦无道之暴也?其故可知也。古之王者,太子乃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成王幼在襁抱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传之德义;师,道之教训:此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宴者也。故乃孩子提有识,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礼义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于是皆选天下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以卫翼之,使与太子居处出入。故太子乃生而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也。夫习与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犹生长于齐不能不齐言也;习与不正人居之,不能毋不正,犹生长于楚之地不能不楚言也。故择其所耆,必先受业,乃得尝之;择其所乐,必先有习,乃得为之。孔子曰:“少成若天性,习贯如自然。”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学。学者,所学之官也。《学礼》曰:“帝入东学,上亲而贵仁,则亲疏有序而恩相及矣;帝入南学,上齿而贵信,则长幼有差而民不诬矣;帝入西学,上贤而贵德,则圣智在位而功不遗矣;帝入北学,上贵而尊爵,则贵贱有等而下不矣;帝入太学,承师问道,退习而考于太傅,太傅罚其不则而匡其不及,则德智长而治道得矣。此五学者既成于上,则百姓黎民化辑于下矣。”及太于既冠成人,免于保傅之严,则有记过之史,彻膳之宰,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瞽史诵诗,工诵箴谏,大夫进谋,士传民语。习与智长,故切而不媿;化与心成,故中道若性。三代之礼:春朝朝日,秋暮夕月,所以明有敬也;春秋入学,坐国老,执酱而亲馈之,所以明有孝也;行以鸾和,步中《采齐》,趣中《肆夏》,所以明有度也;其于禽兽,见其生不食其死,闻其声不食其肉,故远庖厨,所以长恩,且明有仁也。
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以其辅翼太子有此具也。及秦而不然。其俗固非贵辞让也,所上者告讦也;固非贵礼义也,所上者刑罚也。使赵高傅胡亥而教之狱,所习者非斩劓人,则夷人之三族也。故胡亥今日即位而明日射人,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其视杀人若艾草菅然。岂惟胡亥之性恶哉?彼其所以道之者非其理故也。
鄙谚曰:“不习为吏,视已成事。”又曰:“前车覆,后车诫。”夫三代之所以长久者,其已事可知也;然而不能从者,是不法圣智也。秦世之所以亟绝者,其辙迹可见也;然而不避,是后车又将覆也。夫存亡之变,治乱之机,其要在是矣。天下之命,县于太子;太子之善,在于早谕教与选左右。夫心未滥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开于道术智谊之指,则教之力也。若其服习积贯,则左右而已。夫胡、粤之人,生而同声,耆欲不异,及其长而成俗,累数译而不能相通,行者有虽死而不相为者,则教习然也。臣故曰选左右早谕教最急。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书》曰:“一人有庆,兆民赖之。”此时务也。
凡人之智,能见已然,不能见将然。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己然之后,是故法之所用易见,而礼之所为生难知也。若夫庆赏以劝善,刑罚以惩恶,先王执此之政,坚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时,据此之公,无私如天地耳,岂顾不用哉?然而曰礼云礼云者,贵绝恶于未萌,而起教于微眇,使民日迁善远罪而不自知也。孔于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毋讼乎!”为人主计者,莫如先审取舍,取舍之极定于内,而安危之萌应于外矣。安者非一日而安也,危者非一日而危也,皆以积渐然,不可不察也。人主之所积,在其取舍,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札义积而民和亲。故世主欲民之善同,而所以使民善者或异。或道之以德教,或殴之以法令。道之以德教者,德教洽而民气乐;殴之以法令者,法令极而民风哀。哀乐之感,祸福之应也。秦王之欲尊宗庙而安子孙,与汤武同,然而汤武广大其德行,六七百岁而弗失,秦王治天下,十余岁则大败。此亡它故矣,汤武之定取舍审而秦王之定取舍不审矣。夫天下,大器也。今人之置器,置诸安处则安,置诸危处则危。天下之情与器亡以异,在天子之所置之。汤武置天下于仁义礼乐,而德泽洽,禽兽草木广裕,德被蛮貊四夷,累子孙数十世,此天下所共闻也。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祸几及身,子孙诛绝,此天下之所共见也。是非其明效大验邪!人之言曰:“听言之道,必以其事观之,则言者莫敢妄言。”今或言礼谊之不如法令,教化之不如刑罚,人主胡不引殷、周、秦事以观之也?
人主之尊譬如堂,群臣如陛,众庶如地。故陛九级上,廉远地,则堂高;陛亡级,廉近地,则堂卑。高者难攀,卑者易陵,理势然也。故古者圣王制为等列,内有公卿大夫士,外有公侯伯子男,然后有官师小吏,延及庶人,等级分明,而天子加焉,故其尊不可及也。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亡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太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见君之几杖则起,遭君之乘车则下,入正门则趋;君之宠臣虽或有过,刑戮之罪不加其身者,尊君之故也。此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所以体貌大臣而厉其节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亡陛乎?被戮辱者不泰迫乎?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亡耻之心乎?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
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体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緤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榜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贵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习天下也,非尊尊贵贵之化也。夫天子之所尝敬,众庶之所尝宠,死而死耳,贱人安宜得如此而顿辱之哉!
天下的形势,正像一个倒吊着的人一样。天子,本来是天下的头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天子的地位至高无上。蛮夷,本是天下的双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是卑贱的属臣。现在匈奴态度傲慢,侮辱朝廷,侵占土地,掠夺财物,对汉朝非常不敬,给天下制造的祸患,已经无以复加。但是汉朝廷却要每年向匈奴奉送黄金、丝棉和绚丽的丝织品。蛮夷向汉朝发号施令,这是行使人主的权力;天子向蛮夷恭敬地纳贡,这是在行属臣的礼节。脚反而朝上,头反而朝下,这样头脚倒置,谁也不能解救,这还能说国家有贤明的人吗?还不仅仅是头脚倒置,还有足病,而且又有风病。足痛,痛的是一边,风病,痛的是一方。如今西部和北部的边郡,虽然封有高爵守边,仍然免除不了敌人入侵的忧患,从老至幼都因为战备而不得安宁,侦察人员要观察烽火而不能睡觉,将士则披着铠甲而睡,所以我说痛的是一方。医生能够治愈这种病,但是陛下却不让他治,这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豫让事中行之君,智伯伐而灭之,移事智伯。及赵灭智伯,豫让衅面吞炭,必报襄子,五起而不中。人问豫子,豫子曰:“中行众人畜我,我故众人事之;智伯国士遇我,我故国士报之。”故此一豫让也,反君事仇,行若狗彘,已而抗节致忠,行出乎列士,人主使然也。故主上遇其大臣如遇犬马,彼将犬马自为也;如遇官徒,彼将官徒自为也。顽顿亡耻,诟亡节,廉耻不立,且不自好,苟若而可,故见利则逝,见便则夺。主上有败,则因而挺之矣;主上有患,则吾苟免而已,立而观之耳;有便吾身者,则欺卖而利之耳。人主将何便于此?群下至众,而主上至少也,所托财器职业者粹于群下也。俱亡耻,俱苟妄,则主上最病。故古者礼不及庶人,刑不至大夫,所以厉宠臣之节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簠簋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亡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跌而自裁,上不使捽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憙;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主耳忘身,国耳忘家,公耳忘私,利不苟就,害不苟去,唯义所在。上之化也,故父兄之臣诚死宗庙,法度之臣诚死社稷,辅翼之臣诚死君上,守圄扞敌之臣诚死城郭封疆。故曰圣人有金城者,比物此志也。彼且为我死,故吾得与之俱生;彼且为我亡,故吾得与之俱存;夫将为我危,故吾得与之皆安。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仗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谊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陛下怎么忍心以帝皇的尊号去作匈奴的诸侯,位势既已卑下屈辱,但祸患却不因此停息,长此下去怎么会有穷尽!进谏的人大都认为这样做是对的,他们本来就不能解决,太缺乏治安的办法了。我私下估计匈奴的人数不过汉朝一个大县的人数,拥有广大天下的汉朝被只有一县人口的匈奴所困扰,我深为当政者感到羞辱。陛下怎么不让我作属国官去掌管匈奴事务?低照我的计谋,一定勒住单于的脖子而杀了他,降伏叛徒中行说而用鞭子抽他的背,率领匈奴的官民只听陛下的命令。现在不去征服敌人而去猎取野猪,不捕捉造反的盗贼而去捕捉畜养的兔子,沉湎于微小的娱乐中而不考虑消除国家的大患,这不是用来安定天下的办法。威德本来可以远播于四海之外,但现在距离长安只有数百里之外的地方,朝廷的威严和政令都不能被接受,这又是应该为之流泪悲伤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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