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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康 魏晋夫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故运之将隆，必生圣明之君。圣明之君，必有忠贤之臣。其所以相遇也，不求而自合；其所以相亲也，不介而自亲。唱之而必和，谋之而必从，道德玄同，曲折合符，得失不能疑其志，谗构不能离其交，然后得成功也。其所以得然者，岂徒人事哉？授之者天也，告之者神也，成之者运也。
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所以命运将要隆盛的时候，必定产生圣明的君主；有了圣明的君主，必定会有忠贤的臣子。他们彼此的相遇，不是互相访求而是自然地走到一块来的；他们彼此的相亲，不是有人介绍而是自然地亲密起来的。一人吟唱而另一人必定应和，一人谋画而另一人必定听从。彼此道德混同齐一，辗转相合有如符契。无论得失都不会怀疑彼此的志向，谗言挑拨也不能离间他们之间的交情，这样然后才取得了君臣之道的成功。他们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哪里仅仅是人为的呢？给予的是天，告知的是神，玉成的是命运啊。
夫黄河清而圣人生，里社鸣而圣人出，群龙见而圣人用。故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于商。太公，渭滨之贱老也，而尚父于周。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于秦也。张良受黄石之符，诵三略之说，以游于群雄，其言也，如以水投石，莫之受也；及其遭汉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非张良之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然则张良之言一也，不识其所以合离？合离之由，神明之道也。故彼四贤者，名载于箓图，事应乎天人，其可格之贤愚哉？孔子曰：“清明在躬，气志如神。嗜欲将至，有开必先。天降时雨，山川出云。”诗云：“惟岳降神，生甫及申；惟申及甫，惟周之翰。”运命之谓也。
黄河水清就有圣人诞生，神祠鸣响就有圣人出现，群龙出现就有圣人君临天下。所以伊尹，原是有莘氏陪嫁的奴隶，却辅佐商汤做了阿衡；太公，原是在渭水边上钓鱼的微贱老人，却辅佐周朝做了尚父。百里奚在虞国而虞国灭亡了，到秦国后秦国却成了霸主，不是百里奚在虞国没有才能而到秦国后就有才能了。张良接受黄石公授与的兵书，诵读记载了三略学问的书籍，然后用所掌握的学问游说群雄，他说的话，却像用水泼向石头一样，没有一个人接受。等到他碰上汉高祖，他说的话，就像将石头投向水中一样，没有一次受到抗拒。不是张良在劝说陈涉、项梁时就笨口拙舌，而在劝说沛公时就能说会道。那么张良说话的技巧前后是一样的，有人不明白前后结果不同的原因是由于不明白君臣所以合离的道理，君臣合离的原因，就像神明之道一样。所以前面提到的四位贤人，姓名被史籍记载，事迹应乎天事合于人心，这哪能用贤明愚昧来加以量度呢！孔子说：“圣人清明在身，气度志向如神。君临天下的欲望将要来到的时候，神灵在为之开路的同时必先为之预备好辅佐的贤臣。就像天将降落及时雨时，山川为之出云一样。”《诗经》说：“中岳嵩山降下神灵，生下了吕侯和申伯。就是吕侯和申伯，辅佐周朝成了中坚。”这里说的就都是命运啊。
岂惟兴主，乱亡者亦如之焉。幽王之惑褒女也，祅始于夏庭。曹伯阳之获公孙强也，征发于社宫。叔孙豹之昵竖牛也，祸成于庚宗。吉凶成败，各以数至。咸皆不求而自合，不介而自亲矣。昔者，圣人受命河洛曰：以文命者，七九而衰；以武兴者，六八而谋。及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故自幽厉之间，周道大坏，二霸之后，礼乐陵迟。文薄之弊，渐于灵景；辩诈之伪，成于七国。酷烈之极，积于亡秦；文章之贵，弃于汉祖。虽仲尼至圣，颜冉大贤，揖让于规矩之内，訚訚于洙、泗之上，不能遏(è)其端；孟轲、孙卿体二希圣，从容正道，不能维其末，天下卒至于溺而不可援。
岂只是振兴主人的人，导致乱亡的人也是这样。周幽王被褒姒惑乱，其反常怪异开始出现在夏朝宫庭；曹伯阳得到公孙强，迹象最初出现在社宫；叔孙豹宠信竖牛；祸乱在庚宗时就已造成。吉凶成败，各按命运所安排的到来，都是不用寻求而自己就走到了一块，不用媒介而自己就亲密了。以前圣人受命于河图洛书，说：以文德受命的人，七世九世后就要衰微；以武功兴起的人，六世八世后就要重新谋画振兴之策。到成王将九鼎固定在郏鄏，占卜的结果是传世三十代，享国七百年，这是上天所命令的。所以在幽王、厉王之间，周王朝的治国之道就大大败坏；齐桓、晋文二霸之后，礼乐就衰落下来；文德浮薄的弊病，渐渐地在灵王、景王时产生；巧辩欺诈的风气，在七国时形成；极端的残暴，累积于终于灭亡的秦朝；看重文章风尚，在汉高祖刘邦时被抛弃。即使是仲尼这样道德最高尚的人，即使是颜回，冉有这样的大贤，以礼法为准绳大力推行文德，在洙水、泗水之间和颜悦色地教学，也不能阻止浮薄风气的产生；孟轲、孙卿，那样效法颜、回冉有和仰慕至圣孔子，从容奉行正道，也不能在末世发挥应有的维系作用。天下终于发展到大道沉溺的地步，而无法再加以援救。
夫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周于鲁卫；以仲尼之辩也，而言不行于定哀；以仲尼之谦也，而见忌于子西；以仲尼之仁也，而取仇于桓魋；以仲尼之智也，而屈厄于陈蔡；以仲尼之行也，而招毁于叔孙。夫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之域，屈辱于公卿之门，其不遇也如此。及其孙子思，希圣备体，而未之至，封己养高，势动人主。其所游历诸侯，莫不结驷而造门；虽造门犹有不得宾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候师之，西河之人肃然归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间其言。故曰：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而后之君子，区区于一主，叹息于一朝。屈原以之沈湘，贾谊以之发愤，不亦过乎！
像仲尼这样有才能的人，其才能却不合于鲁国、卫国的需要；像仲尼这样有口才的人，其言在鲁定公、鲁哀公那里却得不到施行；像仲尼这样谦逊的人，却被子西所妒忌；像仲尼这样仁爱的人，却同桓魋结下了仇恨；像仲尼这样有智慧的人，却在陈国、蔡国受到了委屈困厄；像仲尼这样有德行的人，却从叔孙武叔那里招来了谗毁。其思想足以救助天下，却不能比别人更尊贵一些；言论主张足以治理万世，却不被当时的国君信用；德行足以应合神明，却不能在世俗间得到推广。先后应聘于七十个国家，却没有碰上一个合适的君主。在各国之间到处急奔，在公卿之门遭受屈辱，仲尼就是这样得不到君主的赏识。到了他的孙子子思，仰慕先圣之道、具备先圣长处但还没有达到完美的地步，却厚遇自己培养高名，其声势倾动了国君。他所游历过的诸侯国，没有哪一个诸侯不驾着四马大车登门拜访；即使是登门拜访的人，也还有不能坐上宾客位置的。仲尼的弟子子夏，是一个登上了正厅但还没有进入内室的人。隐退告老在家，魏文侯拜他为师，西河地区的人们，恭恭敬敬地向其德行归附，把他同夫子相提并论，而没有一个人敢对他的言论妄加非议。所以说：治乱，是由命运决定的；穷达，是由天命决定的；贵贱，是由时机决定的。而后来的君子，固守着一个国君，叹息于一个朝廷，屈原因此而自沉湘水，贾谊因此而悲哀发愤，不是太过分了吗？
然则圣人所以为圣者，盖在乎乐天知命矣。故遇之而不怨，居之而不疑也。其身可抑，而道不可屈；其位可排，而名不可夺。譬如水也，通之斯为川焉，塞之斯为渊焉，升之于云则雨施，沈之于地则土润。体清以洗物，不乱于浊；受浊以济物，不伤于清。是以圣人处穷达如一也。夫忠直之迕于主，独立之负于俗，理势然也。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前监不远，覆车继轨。然而志士仁人，犹蹈之而弗悔，操之而弗失，何哉？将以遂志而成名也。求遂其志，而冒风波于险涂；求成其名，而历谤议于当时。彼所以处之，盖有算矣。子夏曰：“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故道之将行也，命之将贵也，则伊尹吕尚之兴于商周，百里子房之用于秦汉，不求而自得，不徼而自遇矣。道之将废也，命之将贱也，岂独君子耻之而弗为乎？盖亦知为之而弗得矣。
如此说来圣人之所以成为圣人，就在于他们能够安于天命而自得其乐了。所以他们遇到困厄时并不生怨，居于高位时并不生疑。其身可以受到压抑，而其思想却不能受到损害；其地位可以受到排挤，而其名誉却不能够丢失。就像水，疏通它就成了江河，堵塞它就成深渊。升到云上去就变成雨下落，沉到地下去就使土润泽。本体清纯用之洗涤万物，不会被污浊淆乱；在受到污浊包围的情形下救助万物，其清纯不会受到损伤。所以圣人身处困厄和显达就像没有区别一样。忠直的言行触犯君主，独立的操守不合世俗，事理之势就是如此。所以树木高出树林，风肯定会把它吹断；土堆突出河岸，急流肯定会把它冲掉；德行高于众人，众人肯定会对他进行诽谤。前车之鉴不远，后来的车也继续翻覆在前车翻覆的路上。然而志士仁人，还要踏着忠直之路进行而不后悔，还要坚持独立的操守而不肯失掉，这是为什么呢？目的是要以此实现自己的志向，成就自己的声名。为求得自己志向的实现，而在险恶的仕途上经受着风波；为求得自己声名的成功，而经受着时人的诽谤议论。他们之所以身处这样的境地，是有着自己的考虑的。子夏说：“死生是由命定的，富贵是由天安排的。”所以思想将要得到推行的时候，生命将要显贵起来的时候，就像伊尹、吕尚在商代周代兴起，百里奚、张子房在秦国汉朝被任用，是不用追求而自然就会得到，不用追求而自然就能遇上的。而思想将要废弃不用的时候，生命将要微贱的时候，难道只是君子为之感到羞耻而不肯有所作为吗？也是因为他们知道即使干也是不会有什么收获的。
凡希世苟合之士，蘧蒢戚之人，俛仰尊贵之颜，逶迤势利之间，意无是非，赞之如流；言无可否，应之如响。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势之所集，从之如归市；势之所去，弃之如脱遗。其言曰：名与身孰亲也？得与失孰贤也？荣与辱孰珍也？故遂絜其衣服，矜其车徒，冒其货贿，淫其声色，脉脉然自以为得矣。盖见龙逢、比干之亡其身，而不惟飞廉、恶来之灭其族也。盖知伍子胥之属镂于吴，而不戒费无忌之诛夷于楚也。盖讥汲黯之白首于主爵，而不惩张汤牛车之祸也。盖笑萧望之跋踬于前，而不惧石显之绞缢于后也。故夫达者之筭也，亦各有尽矣。
凡苟且迎合世俗之士，喜欢谄谀献媚之人，按照贵人的脸色俯仰行事，在势利之间曲折前行。贵人的意见不管对与不对，赞美之声都像水流淌；贵人的言论不管可行与否，应对之言都如响之应声。以窥看盛衰作为精神，以或向或背算作变通。权势集于某人时，前往追随就像赶集一样踊跃；某人失去权势时，背弃而去就像脱鞋仍掉。他们有话说：“声名和生命哪一个更亲切？获得和丧失哪一个更有利？荣耀和屈辱哪一个更重要？”所以便鲜洁其衣服穿戴，夸耀其车马侍从，贪求其金玉布帛，沉溺其音乐美色，左顾右盼自以为是得到好处了。只看见龙逢、比干失去了生命，而不想想飞廉、恶来也被灭掉了家族。只知道伍子胥在吴国被迫用属镂剑自刎，而不警戒费无忌在楚国也被诛灭。只讥笑汲黯做主爵都尉直到白头，而不警戒张汤后来遇到了以牛车安葬的灾祸。只笑话萧望之被迫自杀受挫于前，而不害怕石显被免官自缢于后。所以这些通达知命者的谋虑，各人都是没有留下余地的。
曰：凡人之所以奔竞于富贵，何为者哉？若夫立德必须贵乎？则幽厉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也。必须势乎？则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杨雄、仲舒之阒其门也。必须富乎？则齐景之千驷，不如颜回、原宪之约其身也。其为实乎？则执杓而饮河者，不过满腹；弃室而洒雨者，不过濡身；过此以往，弗能受也。其为名乎？则善恶书于史册，毁誉流于千载；赏罚悬于天道，吉凶灼乎鬼神，固可畏也。将以娱耳目、乐心意乎？譬命驾而游五都之市，则天下之货毕陈矣。褰裳而涉汶阳之丘，则天下之稼如云矣。椎紒而守敖庾、海陵之仓，则山坻之积在前矣。扱衽而登钟山、蓝田之上，则夜光玙璠之珍可观矣。夫如是也，为物甚众，为己甚寡，不爱其身，而啬其神。风惊尘起，散而不止。六疾待其前，五刑随其后。利害生其左，攻夺出其右，而自以为见身名之亲疏，分荣辱之客主哉。
那么要问：大凡人们之所以奔走竞争富贵，是为了什么呢？树立圣人之德必须尊贵吗？那么周幽王、周厉王之为天子，不如仲尼之为陪臣。必须权势吗？那么王莽、董贤之为三公，不如扬雄、董仲舒门庭冷清。必须富有吗？那么齐景公拥有四千匹马，不如颜回、原宪检束其身。是为财物吗？那么拿着勺到河边饮水的人，不过饮个满腹，离开屋子到外面淋雨的人，不过淋湿身子，超过了这个需要的河水雨水，是无法再接受的。是为名声吗？那么善恶记载在史册上，诋毁赞誉流传千年，赏罚由天神的意志所支配，吉凶对于鬼神最明白，这本来就是可怕的。将要以此来愉悦耳目快乐心意吗？譬如命御者驾车游览五都的人，就可以看到天下的货物全都陈列在那里了；提着衣裳登上汶阳的山丘，就可以看到天下的庄稼像云彩一样多了；挽着椎髻的士兵守卫敖庾、海陵两座粮仓，就可以看到小山一样的粮食堆积在眼前了；插上衣襟登上钟山和蓝田，夜光、玙璠的珍贵就可以看到了。像这样，东西特别的多，而归自己所有的又特别的少；不爱惜自己的品节，却爱惜自己的精神；大风骤起尘埃飞升，尘埃飘散却不停止；六种疾病等在前面，五种刑法跟在后面；利害产生在左面，攻夺出现在右面；却还自以为看清了生命和声名的亲疏，分清了荣耀和屈辱的主客呢！
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正人曰义。故古之王者，盖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也。古之仕者，盖以官行其义，不以利冒其官也。古之君子，盖耻得之而弗能治也，不耻能治而弗得也。原乎天人之性，核乎邪正之分，权乎祸福之门，终乎荣辱之算，其昭然矣。故君子舍彼取此。若夫出处不违其时，默语不失其人，天动星回而辰极犹居其所，玑旋轮转，而衡轴犹执其中，既明且哲，以保其身，贻厥孙谋，以燕翼子者，昔吾先友，尝从事于斯矣。
天地的大德叫生长万物，圣人的大宝叫地位。用什么来守住地位叫做仁，用什么来端正人心叫做义。所以古代做王的人，只用他一个人来治理天下，不是用天下来奉养他一个人；古代做官的人，是利用官位施行他的义，不是因为利禄贪求他的官位。古代的君子，羞愧得到了官位却不能进行治理，不羞愧能够进行治理却没有得到官位。探究天和人的本性，考查邪和正的分别，权衡祸与福的门径，最终得出关于荣与辱的谋虑，其区别十分显然，所以君子要舍彼而取此。至于出来做官和在家隐处要不违其时，静默和说话要不失其人。天体转动众星运转，而北极星仍停留在老地方；璇玑像车轮一样不停转动，而衡星像车轴一样仍居中执掌。既明白事理又知识渊博，以保全自己的节操，将这长远的谋虑留传下去，以安定保护好子孙，以前我祖先的朋友便曾这样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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