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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寇准(961年-1023年10月24日)，字平仲，华州下邽人，北宋政治家、诗人，与白居易、张仁愿并称“渭南三贤”。接下来趣历史小编就给大家带来相关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帮助。

　　十九岁时，他金榜题名，汴梁城中春风得意马蹄疾;

　　三十四岁，他入阁为相，金明池畔天子亲手戴花，簪花少年，风华正茂;

　　四十三岁，他傲立澶州城头，几乎以一己之力挽救王朝于危亡;

　　六十岁，他被贬雷州，最终无声无息的客死南疆蛮荒之地。

　　一生大起大落，几经沉浮;一生辗转飘零、贬谪四方;一生毁誉傍身，荣辱相伴。

　　而名相寇准，却用他绝世的风姿与不屈的傲骨，凝炼出了两宋三百年最硬的脊梁，写就了千百年后依然不朽的传奇。

　　年少成名不欺君

　　公元961年，寇准出生于陕西渭南一户普通的书香门第。

　　其父寇湘曾是后晋的进士，只可惜生不逢时，在五代十国这个王朝纷繁更迭的乱世，寇湘短暂的仕途，也随着后晋政权的快速瓦解而草草终结。

　　从此寇湘便专心于辅导长子的学业，而寇准不仅聪明好学，还完美地继承了父亲考取功名的基因——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年仅19岁的他，第一次赴京赶考，便高中进士。

　　太平兴国五年这一榜，可谓群星璀璨，即使与涌现出苏轼、苏辙、曾巩等不世奇才、号称“千年科举第一榜”的仁宗嘉佑二年科举相比，亦不遑多让。

　　这一科中，寇准、李沆、王旦、向敏中等六人，都先后位至宰辅，他们横跨太宗、真宗两朝，在当时都是名满天下、政绩斐然的良臣贤相。

　　当然这都是后话，此时摆在19岁寇准面前的，是一个巨大的难题——宋初的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录用有一套严格的程序，省试考取进士其实并不保险，最终还要参加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如果没有入天子法眼，也仍然有被一票否决的可能。

　　而根据过往的经验来判断，太宗皇帝偏爱老成持重之人，殿试时，太年轻的进士极有可能会被淘汰。

　　基于这样的原因，有人便好心提醒寇准虚增年纪，以确保入选，岂料寇准一口回绝，且义正言辞地说道“准方进取，可欺君邪?”

　　面对可能功亏一篑的风险，却不愿尝试看似无伤大雅的作弊行为，这样选择的背后，其实恰恰反映了寇准性格中两个最为显著的特点：

　　首先就是刚直，寇准一生行事都是光明磊落，即使面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巨大诱惑，年轻的寇准也没有因此而放弃做人的准则。

　　第二，拒绝弄虚作假，可能还有深埋在寇仲骨子里的傲气——以未及弱冠之年蟾宫折桂，寇准何等意气风发，如此光宗耀祖之事，哪能遮遮掩掩?

　　这种骄傲甚至高傲，自信乃至自负的心态，终其一生，都是寇准最鲜明的印记。

　　最终，寇准的坚持没有被辜负，殿试有惊无险，如愿进士及第。

　　“挽衣留谏”的君臣佳话

　　太平兴国五年夏天，新科进士寇准被外放到归州巴东任县令，三年任满，又调大名府成安知县。

　　虽然在地方上兢兢业业，政绩和口碑也相当不错，但毕竟天高皇帝远，一晃四年，寇准的仕途并没有什么起色，而与此同时，当年的同榜进士中，已经有人受到太宗的青睐和重用。

　　转机在不经意间突然降临，公元985年，西北党项族李继迁叛乱，成安知县寇准被抽调到前线督运军粮。

　　深处西北边境的寇准，将前线的所见所闻，经过分析思考以后，总结成一篇名为《御戎策》的书面报告上呈朝廷，而这是因为这封奏折，让寇准终于进入了宋太宗的视线。

　　此后寇准的人生开始扶摇直上，先后出任三司度支推官、盐铁判官、枢密院直学士、枢密院副使、参知政事，在三十多岁的年纪，便成为了大宋最年轻的国家级领导。

　　由地方进入中央，随着职务的不断提升，寇准获得了更多参与国家决策、展现政治才能的机会，当然也有了更多与皇帝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端拱二年(989年)，寇准奏事殿中，大胆进谏，但由于忠言逆耳，宋太宗很是反感，随即准备拂袖而去。

　　意见尚未发表完，皇帝便要提前离场，寇准我行我素的脾气也上来了，扯住宋太宗的衣角，劝他重新落座，直到把话讲完。

　　准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

　　寇准的行为虽然狂悖无礼，但出发点却是忠君爱国，尽臣子的本分。也许正是考虑到这一点，事后宋太宗不仅没有追究寇准殿前失仪之罪，反而对其十分欣赏，甚至扬言“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徵也”。

　　宋太宗有没有唐太宗的英明神武不好说，但寇准绝对是个比魏征更彪悍、更不要命的铮臣。

　　要知道，封建社会的君臣关系，别说在朝堂之上公然拉扯皇帝的龙袍，即使仰面视君便视为有意刺王杀驾。

　　读史至此，不禁感叹寇准有幸生在了北宋这样“不杀言官”的好时代，又遇到了惜才爱才的宋太宗，否则，“挽衣留谏”恐怕就会演变为一场流血事件，而不是后来流传千古的君臣佳话了。

　　而在一帮唯唯诺诺、只知阿谀奉承的臣子里面，始终刚直不阿、坦坦荡荡的寇准，虽然屡有冒犯龙颜之举，但这样光明磊落的性格，也越来越受到太宗的喜爱。

　　只是赵光义虽贵为天子，也有心效仿先贤，做一代圣主明君，但说到底他也是个凡人，也有平常人的喜怒哀乐，在百官群臣的俯首帖耳之中，被寇准这样的愣头青时不时的怒怼，时间一长，又难免心生芥蒂。

　　寇准就是这样一个让宋太宗又爱又恨的直臣——靠得太近，他浑身的刺无比扎人，离得太远，又总能记起他的优点和好处。所以纵观整个太宗朝，几乎都能看到君臣二人相爱相杀的场面。

　　君臣间的相爱相杀

　　公元993年6月，枢密使张逊和副使寇准从枢密院归家途中，张逊仪仗在前，而后面的寇准车驾却突然被一满身酒气之人拦住，跪伏路中，对其高呼万岁。

　　拦路称万岁，便是将寇准视为皇帝，这难免使寇准惹上欺君谋反的嫌疑，此事经过发酵，传到太宗耳里，赵光义便将张逊、寇准召到御前问话。

　　其实“万岁事件”可大可小——莫说寇准并无篡位之心，便真是要谋反，也不会蠢到在大庭广众之下，让一个疯癫之人当场高呼万岁。

　　宋太宗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寇准只要简单地摆事实、讲道理，最终无非大事化小，不了了之而已。

　　但性格无比强势执拗的寇准，哪能平白受这等冤枉，当即便将此事归结为有人暗中陷害，并将幕后的始作俑者直指上司张逊，理由是两人在枢密院的工作中经常出现分歧，而张逊便借机报复。

　　张逊也不是软柿子，随即怒斥寇准转移话题，要其老实交代问题。就这样，朝堂之上，张、寇二人你来我往、争执不休，直到面红耳赤仍不肯作罢。

　　国家最高军事机构的两大负责人，在御前如村妇撒泼，实在有失体统，宋太宗看在眼里，烦在心头，直至勃然大怒，随即下令，各打五十大板，将张、寇二人同时免职，并将寇准“发配”到山东青州任职。

　　但正如前文所言，赵光义对于寇准的感情，是矛盾而纠结的，盛怒之下将其驱赶出京，但气头一过，又十分记挂，而且时间一长，太宗更感烦闷。

　　终于在694年10月，赵光义再次下旨召寇准回京。

　　时隔一年，君臣重逢，太宗倍感亲切喜悦，甚至不等寇准落座，便迫不及待地将脚上的箭伤展示给寇准看，还颇为埋怨的责问道：卿来何缓耶?”(寇爱卿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而寇准估计还在气头上，面对皇帝的真情流露，不冷不热地回了一句：“臣非召不得至京师。”

　　赵光义也并未计较，因为他此次重新启用寇准，除了私人情感之外，还有一件更为重要、甚至关乎赵宋江山基业的大事，非与其商议不可。

　　议定储君，又经沉浮

　　原来宋太宗继位日久，却一直未立储君，而帝国长时间没有明确接班人，对于社稷而言，觉非幸事。

　　其实也并非赵光义不想早立太子，只因他的皇位来自于其兄宋太祖赵匡胤，而且在皇位的传承过程中，还闹出了其涉嫌谋杀兄长夺位，史称“斧声烛影”的千古之谜。

　　也正因如此，让赵光义一直承受着皇位来路不正的流言蜚语。

　　随着时间推移，摆在赵光义面前的，只有两种选择——既然帝位得自太祖，那么干脆将皇权再次转交给兄长的子嗣，以自证清白。

　　但毕竟是千里锦绣江山，怎么甘心拱手相让，赵光义当然还是希望自己的儿子承继大统，但这样一来，又更加坐实了外界对其眷恋皇权、弑兄夺位的猜测。

　　就在这种反复的权衡、纠结之中，太子人选的问题，一直悬而未决，而满朝文武，面对敏感的储君人选，大都明哲保身，采取装聋作哑的态度。

　　所以，宋太宗才迫切地希望敢直言、不怕事又有担当的寇准能够提供意见。

　　面对皇帝的询问，寇准并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侧面说道：神器所托，不可谋及他人，唯陛下择所以副天下望者。

　　言下之意，即是要皇帝遵从内心的想法，自行定夺。此语正和太宗心意，于是追问道“襄王可乎?”寇准曰：“知子莫若父，圣虑既以为可，愿即决定。

　　几句简短的对话，对于皇位继承人的问题，寇准似乎什么也没说，又似乎引导皇帝做出了最终的选择。

　　就这样，皇位传承尘埃落定——太宗第三子，襄王赵元侃被立为储君，即后来的宋真宗赵恒。

　　储君既定，寇准旋即再次高升，不仅以34岁的年龄成为参知政事(副宰相)，而且太宗金口玉言，此后寇准所有仪仗、规制、待遇，皆与宰相一致。

　　位极人臣的同时，寇准也更受天子的信赖与器重，有人给宋太宗进献宝物通天犀，太宗令工匠加工成两条犀带，一条自用，另一条便赐给了寇准——对于臣子而言，这是何等的荣耀与恩宠!

　　但荣宠无以复加的同时，寇准又再度受到其性格的反噬。仅仅两年之后，重返中枢的寇准，又再次被贬。

　　究其原因，也与“万岁事件”没有本质区别，不过是皇帝对寇准的用人安排有所指责，如果寇仲及时低头认错，顶多就是批评教育。

　　但其在御前不停争辩，喋喋不休、一副得理不饶人的架势，对于这样一意逞强，不识大体、不知分寸的寇准，太宗不禁感叹：“鼠雀尚知人意，况人乎?”随后再次将其贬黜邓州。

　　只是谁料此次出京，竟成二人永别，真到997年太宗驾崩，这对相爱相杀多年的君臣，都未能再次相见。

　　而寇准直到1004年，才在参知政事毕士安的推荐下，重新在真宗朝入阁为相。

　　“澶渊之盟”——不朽的封神之作

　　真宗继位不久，即公元1004年秋(景德元年)，辽国大举南侵，深入宋境，兵临黄河北岸澶州城。

　　黄河天险一过，中原将一马平川，北宋将再无力阻挡入侵之敌。

　　辽军来势汹汹，前线告急文书一夕五至，而面对危局，北宋的高级官员，表现得更是惶恐不安：参知政事王钦若是江南人，提议迁都金陵，枢密副使陈尧叟是四川人，则主张避祸成都。

　　满朝文武，都在想着如何逃避，只有刚刚走上中枢岗位的寇准，力排众议，坚持发兵，北上抗辽。

　　面对软弱妥协的大臣，寇准严辞怒喝，甚至威胁要将临危避战者就地正法，朝堂之上，寇相正气凛然，百官噤若寒蝉。

　　面对皇帝，寇准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权衡利弊，分析得失，终于打动了宋真宗，年轻的天子遂决定亲自北上迎敌。

　　目睹皇帝御驾亲临，澶州军民山呼万岁，热血沸腾，但真宗性格柔弱，甫至前线，面对契丹铁骑，又开始患得患失、犹豫不决。

　　为了给皇帝吃定心丸，寇准更是冒着枪林弹雨，整日在城头饮酒作乐，如此一来，才再次坚定了真宗抗辽的决心。

　　宋帝御驾亲征，澶州前线战意高涨，此后连战连捷，各路勤王兵马又旦夕将至，形势一片大好。而反观辽国这边，孤军深入，且战事不利，长此以往恐有难以脱身之虞。

　　有鉴于此，辽国萧太后主动向宋朝议和，但条件是需要宋朝归还关南之地，方才退兵。

　　真宗本来也不是坚定的主战派，见此情形，连忙见好就收，并安排曹利用为代表，赴辽营谈判。

　　为促成合谈，临行之前真宗还向曹利用交代：领土不得割让，但若要金银，百万两以内，都可以答应。

　　但寇准不愿意了，本来形势一片大好，寇准就有心决战到底，只是战争毕竟是劳命伤财之举，况且现在交战双方都倾向议和，他作为臣子再从中作梗，就有些说不过去了。

　　他只能暗中拦下即将出行的曹利用，警告说道：皇帝虽然答应可以给一百万两，但你如果承诺超过三十万，回来我就杀你的头。

　　最终，在寇准的威胁之下，曹利用不辱使命，宋朝岁贡三十万两，两国合谈达成，史称“澶渊之盟”。

　　不得不说，做为同僚，强势、刚直、固执，充满攻击性和侵略性的寇准，自然令人难以亲近，当时甚至有“寇准上殿，百僚股粟”的传言，可见其人之威。

　　而作为臣子，不分场合、不死不休地坚持原则，这样的寇准，除了宋太宗，估计也很难受到当权者的赏识。

　　但就是这样又臭又硬的寇准，几乎以一己之力，力挽狂澜，促成了澶渊之盟这种改变宋辽命运，具有跨时代意义的合谈。

　　此后，东亚大陆上两个最强盛的帝国——宋、辽名义上结为兄弟，并以此为基础，开创了两国延续百年的和平繁荣局面。

　　而做为澶渊之盟的“总导演”，寇准的声望和威信也在此时达到了顶峰。

　　黯然离去，时代悲歌

　　但任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正是寇准身上这种没有退路、不计后果的执拗，将他推向了光耀两宋的人生巅峰，也正是这种充满侵略性、又毫无分寸感的执拗，让他从九霄之上一次次重重跌入凡尘、甚至是地狱。

　　“澶渊”之后，很快就有一种声音传到真宗耳内，说寇准为了自己青史留名，才执意抗辽，其实就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心态，而筹码则是皇帝的个人安危和大宋的江山社稷。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恶毒的中伤开始让真宗信以为真，并逐渐疏远寇准，澶渊之盟后的第二年，对大宋居功至伟的寇准再次被贬。

　　此后寇准虽又在1019年被再次起复，但真宗逐渐昏聩，醉心迷信活动，病重之后更是受权臣丁谓摆布，又放任皇后刘娥干政。

　　而寇准忠心社稷，极其反对丁谓专权，皇后涉政，便与杨亿密谋由太子监国，不料消息走漏，皇后刘娥先下手为强，矫诏将寇准罢相。

　　随后，怀恨在心的刘娥对寇准是一贬再贬，直至雷州司户参军——宋朝虽不杀文官，但将老迈的寇准贬至南方蛮荒之地，其用意不言自明。

　　1023年，六十二岁的寇准，无声无息地死于雷州贬所，可怜两宋最风华绝代、个性鲜明的贤相，死时身无长物，唯有太宗当年御赐的犀带一条。

　　更令人唏嘘的是，寇准年轻时曾写诗“到海只十里，过山应万重。”谁知一语成谶，最后当真卒于东南门至海岸只有十里远的雷州，而此地，远离家乡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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