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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三国鼎立到三国归晋，瘟疫起到了多大的影响?这是很多读者都特别想知道的问题，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详细介绍一下，一起看看吧。

　　公元217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一个在历史上看起来非常平常的年份。

　　作为东汉王朝的倒数第四年，这一年没有发生什么值得记录的大事：政治上，汉献帝赐给了曹操天子旌旗和十二旒冕;军事上，于前一年在濡须口剑拔弩张的曹操和孙权也有了偃旗息鼓之态，而刘备准备发动的汉中争夺战也还在筹备阶段;至于民生，史籍更是没记载三大军阀在此时有任何惠民或劳民的举措。

　　如果硬要说这一年有什么特殊的话，那就是这一年死了很多人。

　　孙吴方面，上游统帅鲁肃病逝，年仅四十六岁;而曹魏这边去世的人更多，后世闻名的“建安七子”中，除了早被杀掉的孔融和五年前去世的阮瑀，其余五人全部在该年病逝。此外，司马懿的大哥、号称“司马八达”之首的司马朗，也在这一年病逝。

　　这就有意思了，无论是鲁肃，还是当年仅存的建安五子，亦或是司马朗，都是身居高位且尚在壮年(五十岁以下)的文官出身。他们鲜有披挂上阵的经历，因此也难说有什么难返沉疴，却都在这一年离世，并且史书的记载通通都是“病逝”。这是为什么呢?

　　而如果我们翻开《后汉书-献帝纪》里有关这一年的记载，就会在寥寥数语间看到这四个字：“是岁大疫。”

　　是的，这些高级文官(除了鲁肃)之所以会集中在这一年病逝，就是因为这一年的天下闹大瘟疫了。而在王朝末年又遭逢这样的大疫，对已经只剩最后一口气的大汉王朝来说，无疑又是一道催命符。

　　因此，如果把瘟疫的背景考虑进来，就非常能理解为什么在前一年各方势力都摩拳擦掌，在汉中、濡须两大战场纷纷准备开片时，却又都在这一年选择了猥琐发育了：因为瘟疫，士兵们打不动仗，老百姓也拿不起锄头了。

　　所以我们看到，当建安二十二年正月，曹操和孙权就在濡须展开激战;到了三月，曹操却突然带大部队后撤，这背后的原因恐怕就是因为前线疫情爆发，曹操不得不向后方撤退;而并未区分胜负的孙权却在这一年主动向曹操请降，除了为两年后偷袭关羽做铺垫外，恐怕也有因为瘟疫而内部空虚的原因。

　　而北归的曹军很可能就是将瘟疫带到中原的传播源，一如一战时将流感病毒从美洲带到欧陆战场上的美军。因此，建安五子们纷纷中招离世，同时恐怕还有更多千千万万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姓名的普通百姓;而承担向居巢前线输送药物的司马朗也不幸染上瘟疫，倒在了抗击瘟疫的战场上。

　　当然，这一年的瘟疫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因为瘟疫，导致在江淮一带激战的曹孙两方握手言和，孙权也转而将进攻中心转移到昔日盟友刘备身上;同时，主张吞刘的吕蒙接替了因瘟疫病逝的鲁肃(这一点不确定，因为没有明确史料表明鲁肃死因是瘟疫)，更强化了孙吴吞并荆州的信念。

　　而已经感到汉室将倾的金祎等人，也秘密联络在荆州一带的关羽，准备里应外合，发动政变。金祎等人的政变虽然失败，却让关羽看到了曹操集团内部的不稳定和许昌的脆弱。一年后，他发动了使他威震华夏的襄樊之战，并先胜后败，死于敌手。

　　如果说，公元217年的这场瘟疫加速了三国鼎立的话;那么近六十年后，公元276年(西晋咸宁二年)的一场瘟疫，则是间接推动了三国归晋的历史进程。

　　咸宁二年的瘟疫，主要影响的是西晋朝廷，即洛阳地区的政治形势;而在此以前，孙吴已经闹了整整三年的瘟疫了。

　　根据《三国志》和《资治通鉴》记载，自孙吴凤皇元年至三年(272-274年)，这个国家就一直在闹瘟疫(“吴比三年大疫”)，到最后甚至连司徒、太尉、大都督这样的高官都病死了。而到了公元275年(西晋咸宁元年)，这场疫情似乎从南方传播到了北方，连都城洛阳都到了“死者以万数”的地步。

　　相比于上次大疫时的曹操，司马炎既没有戎马经验，更在前一年往后宫吸纳了五千名宫女，因此抵抗力要差了不少。在洛阳全城都被瘟疫笼罩的背景下，这位天子也没能幸免，甚至还被下了病危通知书(“帝不豫”)。

　　而此时在龙床上奄奄一息的司马炎也让已经笼罩在皇城上空很久的一块乌云变得更加阴霾——那就是嗣君的问题。众所周知，司马炎的太子、后来的晋惠帝是个弱智;而在当时，大臣们对此看得比我们还要透彻。因此，谁来继承大统就成了一个很敏感的话题。

　　我们知道，司马懿死后，权力被交接给了司马师;而司马师死后，权力没有传给其子，而是传给了弟弟司马昭。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当时正在魏晋嬗代的关键期，需要更有经验的接班人来接手;二是司马师自己本来就没有儿子，其子司马攸实际上是过继的司马昭的儿子，也就是司马炎的弟弟。

　　在司马昭选接班人时，就曾在司马炎和司马攸之间权衡了许久;而此时的西晋朝堂人心惶惶，属意司马攸的人恐怕更多。毕竟，天下大疫，内外不稳，如果司马炎真的龙驭上宾，立司马攸至少是比傻子太子司马衷更好的选择。

　　如果司马炎真的死在了咸宁二年的这场瘟疫里，那么恐怕司马攸就能和他爹一样以弟弟的身份接班。可惜，司马炎晃晃悠悠，病好了!这下子，兄弟之间的关系就尴尬了，当时暗流涌动支持司马攸的大臣们更尴尬了。

　　因此，西晋王朝，或者说司马氏一个特别尴尬的问题就出现了：无功，或者说没有班底。

　　众所周知，司马懿从曹氏手中夺权的标志性事件是正始十年(249年)的高平陵之变;但是仅仅两年后，他也去世了，权力交给了儿子司马师。司马师执政四年后也暴卒于前线，权力又过渡给了弟弟司马昭。仅仅六年间，执政两度易主，对统治结构的稳定性的冲击可想而知。更遑论从能力上来说司马家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基本上是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司马炎的分布。那么，应该如何震服手下的这些前朝旧臣呢?

　　司马昭给出的解决方案，是安内必先攘外。甘露五年(260年)的曹髦遇弑让魏国上下对司马氏的质疑到达了一个顶点。为了堵住悠悠之口，司马昭只能在一片反对声中发动了伐蜀之战。这场战争的出发点恐怕并不是灭亡蜀汉，而这个结果伴随着钟会和邓艾之间的剧烈冲突，更远非司马昭所能预料到的。

　　灭蜀战争结束后不久，准备登基称帝的司马昭也死在了篡位的前夜，由其子司马炎帮助他完成了最后一步。从西晋建立开始，这个王朝就对灭吴统一意兴阑珊。这个原因当然有很多，比如当时北方人还是觉得江南是蛮荒之地，又比如当时的统治阶级(即北方士族们)天生的惰性等。然而，当司马炎真正意识到自己及子孙的皇位受到威胁时，一场战争也就在所难免了。

　　因此我们看到，司马炎大病初愈后不久，征南大将军羊祜便向其上书，力主伐吴。作为司马师的小舅子，司马攸法理上的舅舅，羊祜的这个表态很有深意。而尽管满朝文武大多不赞成羊祜的主张，司马炎却做了和他父亲十六年前一样的主张：伐吴!

　　后面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公元280年，西晋六路大军水陆并进，孙吴政权土崩瓦解。司马炎这样一位其实能力资质都平平的公子哥，就这样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二位统一天下的皇帝。

　　一切都结束了吗?对于司马炎和他的大臣们来说，应该是这样的。而我们也都知道，这并不只是结束，而只是一个更加混乱的大时代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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