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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宋人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其文“词气典重”，“有垂绅正笏之风” ;为诗不事雕琢，自然高雅;工于书法，尤善正。家中聚书上万卷，在安阳筑有“万籍堂”。今有《安阳集》《谏垣存稿》等传世。

　　主要成就

　　韩琦一生历经北宋仁宗、英宗和神宗三朝，亲身经历如抵御西夏、庆历新政等重要事件。在朝中，他运筹帷幄，使“朝迁清明，天下乐业”;在地方，忠于职守，勤政爱民。但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围下，步入中年以后，韩琦的思想略显保守，未能推行大的改革。史家认为：“韩琦最终从庆历年间一个倡言新政的激进改革者变成了因循守旧的保守派代表，这是十分可悲的。”

　　总的来说，韩琦仍是北宋中期的一位贤相。《韩魏公集·序》亦称：“公历事三朝，辅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这是后人对他的评价，也是对韩琦本人的真实写照。

　　政治

　　相三朝，立二帝

　　自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起，韩琦开始了十年的宰相生涯。韩琦为相后，首先遇到一个大问题便是立储。当时，仁宗因连失三子(杨王赵昉、雍王赵昕、荆王赵曦)，心情沉重，身体一直不好。至和年间又因患病，无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内外深为担忧。立储涉及到国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镇、司马光等人反复上奏，恳请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储之事仍未定下。韩琦作为宰相，对立嗣之事十分关心，他趁朝中事态缓和、仁宗心平气静之际，建议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择宗室之贤者，以为宗庙社稷计?”但仁宗当时仍期待后宫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后来，有一天，韩琦手拿《汉书·孔光传》对仁宗说：“汉成帝即位二十五年无嗣，立弟之子定陶王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犹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难哉!太祖为太子。太祖为天下虑、福流至今”、“愿陛下以太祖之心为心，则无不可者”。在韩琦的极力劝说下，仁宗终于下定决心，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诏，正式立堂兄、濮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为皇太子，赐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韩琦宣读遗制，赵曙继位，是为宋英宗。英宗的确立，韩琦赞辅应推首功。但他从不在别人面前夸耀此事，不把功劳记在自己身上。

　　英宗继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帘听政。因英宗非仁宗亲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为，而曹太后思想较为保守，加之个别内侍从中挑拨，致使两宫生隙。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很可能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危机。韩琦作为宰相，为缓解两宫矛盾，解决政治危机，费尽了心力。他一面劝说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谏曰：“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凯其余尽不孝也?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爱而子不失孝，乃可称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岂有不慈爱者!”英宗听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说太后，两宫关系渐趋和好。不久，曹太后撤帘还政，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之间的一场政治危机被妥善化解。

　　在“濮议”中，韩琦与欧阳修等顺应英宗之意，建议尊其生父赵允让为皇考，但遭到了王珪、吕诲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称仁宗为皇考，赵允让为皇伯。英宗自治平二年(1065年)起将此事交太常礼院讨论，争论持续十八个月，韩琦等劝说曹太后签押同意，称赵允让称“皇”，其三位夫人并称为“后”，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韩琦作为宰相，又有考虑立储之事。他向英宗劝道：“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同意，立颖王赵顼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赵顼继位，是为宋神宗。

　　修吏事，擢贤才

　　吏治上，韩琦针对当时“三司岁以资迁而任不久，相习以养资假途为说，而不修职事”的情况，大胆改革，在尤为重要的五个岗位上，选用“资浅人久任”， 力求改变只求作官，不修职事的状况，以提高行政效率。

　　韩琦在朝期间，还非常重视选拔和爱护人才，他认为大臣的进退，“实系天下利害，”劝宋英宗应“以此为先”。他曾提拔和举荐过许多贤良俊士，如苏洵、欧阳修和苏轼等，都曾得到韩琦的赏识和重用。

　　经济

　　经济上，韩琦尝试实行均田，把废弃的土地交给农民耕种。嘉祐四年(1059年)，“中书门下言，天下赋税轻重不等，乞行均定。”于是“复遗职方员外郎孙琳，都官员外郎林之纯，屯田员外郎席汝言”等“分往诸路均田。”这次大规模的均田活动，为后来王安石变法中的方田均税法的实施积累了经验，在均田中，韩琦“选宫分诣诸路”，为“均民之赋而惟力之纾”起了重大作用。此外，韩琦还非常注重体察人民疾苦，嘉祐二年(1057年)，经他奏请，朝廷“置天下广惠仓”。此外，韩琦请求诸路户绝田雇人耕种，收其租储存之，以接济居住城郭的老幼贫疾不能自存者。嘉祐四年(1059年)，韩琦又奏道：“向曾陈监牧之弊，乞逐路坊监并诸军牧地除留放牧外，蓁田听下户请佃。”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结果仅河北一路就逐田于民3350余顷，每年给国家课斛斗117802石、绢13251匹、革161230束，取得了较大成绩。

　　韩琦到扬州后，了解到地方官吏以军需匮乏为由，“于民常税之外，借取其半，借者不载税籍”，认为这是坑害百姓的“无名之使用，请为蠲之。”庆历五年(1045年)朝廷下令“罢义仓”，将义仓“所有斛斗若便拨入官仓支遣”，义仓的粮食，是从广大百姓那里额外征集来的，其目的是为了救助受灾百姓。如今若将义仓的粮食无偿拨入官仓，显然是对百姓的侵夺行为。韩琦认为这样做，将会失信于民，引起百姓不满。他上奏朝廷，陈述利害，建议将义仓的粮食“拨与常平仓”或“赈济贫民”，以实现义仓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目的。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

　　韩琦改革役法，罢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负责官物的押运和供应，如粮食官物，须以家产赔偿。这样，承役者往往破产。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称“里正衙前”，由乡户轮户的称“乡户前”，韩琦在并州，了解到“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单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贫者败亡相继”的局面。

　　从庆历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韩琦在地方任职十一年，深受当地百姓拥护。皇祐五年(1053年)，当韩琦离定州去并州时，“定人争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韩琦无奈，只身绕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拥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军事

　　军事上，韩琦主张“河北、河东、陕西三路，当西北控御之地，事当一体”，建议在这一地区“籍民为兵”，以为义勇，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于手背刺字，农闲教习武艺，战时防守城寨，结果仅秦州(今甘肃天水)就得义勇156873人，其它如陇、仪、渭、泾、原、分、宁、环、鄜、延等州义勇亦不少。征集义勇，既加强了边防军事力量，又可减轻冗兵之费，效果很好。

　　韩琦还发展边防经济，维护边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县)与辽朝接壤，自北宋初年开始，为防御辽朝南侵，北宋政府就发布“斩伐令”，规定这里的山林不许砍伐，土地不许耕种。韩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边山林不许斩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当时并近里浅山耕种之地概行禁止，致边民剧然失业。今薪炭翔贵，翻敌人乘时以取厚利。臣尝遣官行视可禁之处，去敌尚五、六十里，亦可广为防蔽。已别定可禁之地，揭榜谕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听从了韩琦的建议，废除了“斩伐令”，定州边民莫不感到方便。为了加强边境安全，韩琦又令“自今契丹过界劫掠居民，听边吏以时掩杀”。这样，提高了边民防敌积极性，有效地维护了这一地区的边疆秩序。再次，韩琦整顿定州驻军，关心群众疾苦。长期以来，由于疏于管理，定州驻军骄蛮难御。韩琦到定州后，感到问题严重，他下决心要对定州驻军加强整顿，以强化军纪，维持边境安全。对士卒犯令者，他“用兵律裁之，察其横军中尤不可民教者，斩首军门外”;对作战牺牲的士卒“博赏其家，抚其孤儿，使继衣廪”。因赏罚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驻军军纪大变，面目一新。其后，韩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圆、锐三阵，指授偏将，日月教习之，由是定兵精劲齐一，号为可用，冠河朔”。后来，即便是京师龙猛卒到定州驻防，被韩琦整顿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复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朝廷改判韩琦知永兴军(今陕西西安)，经略陕西。韩琦义不辞难，承命即行。当时，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而韩琦认为“绥州地形险要，已兴师得之矣，安可复弃，示弱于贼?”韩琦到达陕西后，积极调整战略部署，在边境张贴布告，招募横山之人参军，对西蕃晓以利害，通过一系列防备，边境得到安宁，绥州也得以固守。

　　熙宁元年(1068年)，韩琦复判相州。在与辽的关系上，他主张双方应维持和好，保持边境安定。韩琦在给宋神宗的上疏中，他建议保持“二边之民各安生业，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战斗之事”，不要轻率毁弃“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约，两绝嫌疑”。当然，韩琦主张宋辽和好，并不是让北宋向辽退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正如他在庆历年间所说：“以和好为权宜，以战守为实务。”趁和平之机，“陛下益养民爱力，选贤任能，疏远奸庚，进用忠鲠，使天下悦服，边备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羡财。”待自己实力发展起来，辽若违约，“河北诸州深沟高垒，足以自守，敌人果来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驱逐”。韩琦一生，始终关注北宋边防安全，无论是在陕西抵御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扬州、大名府等地，他都把边防安全放在首位，为北宋的边防事业和边疆人民的安全倾注了毕生精力。

　　艺术

　　文学

　　韩琦“生平不以文章名世”，但“词气典重，敷陈剀切，有垂绅正笏之风”。他的文章如《论减省冗费》《论西夏请和》《论时事》《论青苗》等，大多“正论凛然”，体现其大节所在。

　　韩琦为诗不事雕琢，“蕴蓄既深，故直抒胸臆”，得自然高雅之意。所撰“黄花晚节”一联，为宋人所传诵。其余诗作“随时抒兴，亦多寄托遥深”。

　　藏书

　　史料记载，韩琦家聚书万余卷，都经其亲手点校，丹黄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阳故里筑“万籍堂”藏书楼，与欧阳修的“六一堂”、司马光的“读书堂”均为大臣中藏书最多者之一。他的后代韩忠彦、韩侂胄均能藏书。

　　主要作品

　　韩琦的著作有《二府忠论》5卷、《谏垣存稿》3卷、《陕西奏议》50卷、《河北奏议》30卷、《杂奏议》30卷、《安阳集》50卷及《家传集》等，至今多有散佚。他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收入《安阳集》行世。词存五首，见《能改斋漫录》及《青箱杂记》。

　　韩琦工于书法，尤善正书，明人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书“师颜鲁公(颜真卿)而颇露芒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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