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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琦(1008年8月5日-1075年8月8日)，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人，北宋政治家、词人。下面趣历史小编就为大家带来详细介绍，接着往下看吧。

　　韩琦为相十载、辅佐三朝，为北宋的繁荣发展做出了贡献，宋人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其文“词气典重”，“有垂绅正笏之风” ;为诗不事雕琢，自然高雅;工于书法，尤善正。家中聚书上万卷，在安阳筑有“万籍堂”。今有《安阳集》《谏垣存稿》等传世。

　　人物生平

　　早年经历

　　韩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于世宦之家。据韩琦墓志、行状记载，自五世祖以上，韩氏多葬于博野县蠡吾乡(高祖改葬赵州赞皇县)，至曾祖韩璆以来，则改葬于相州安阳县(今河南安阳)的丰安村，故而韩琦认为自己是相州安阳人。据《泉州府志》记载：“韩琦出生于泉州北楼生韩处。”为其父韩国华知泉州府时与婢女胡氏连理所生。

　　韩琦四岁时父亲去世，此后由几位兄长抚养成人。长大以后，已能自立，有远大的志向。为人“端重寡言”，不喜嬉戏，学问过人。

　　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韩琦在弱冠之年考中进士，名列第二，授将作监丞、通判淄州(今属山东)，并携母胡氏就职 。天圣八年(1030年)，胡氏逝世，韩琦去职丁忧，至明道元年(1032年)服丧期满，起复为太子中允，改授太常丞、直集贤院。明道二年(1033年)六月，监左藏库。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韩琦被调为开封府推官，获赐五品官服。次年(1035年)十二月，迁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直言敢谏

　　景祐三年(1036年)，韩琦自请外任地方，获知舒州，因故未能成行，于八月留拜右司谏。

　　在担任谏官的三年时间内，韩琦敢于直谏，诤言谠议。他抨击权贵，举荐当时名臣杜衍、范仲淹等，“凡事有不便，未尝不言……前后七十余疏”，其建议多被朝廷采纳 。尤其以宝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当时灾异频发，流民大批出现，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韩亿、石中立却束手无策。韩琦连疏四人庸碌，痛陈宋朝八十年太平基业，绝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毁坏”，使四人同日罢职，即所谓“片纸落去四宰执”。他自此名闻京师。

　　韩琦还严厉抨击当时“货赂公行”“因缘请托”的社会风气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的官场腐败作风，建议仁宗先从朝廷内部裁撤虚职、减省冗费。名相王曾对他人少有称许，此时却称韩琦的建言“切而不迂”。韩琦闻言，愈加自信。

　　宝元元年(1038年)，韩琦以假太常卿、昭文馆直学士的职衔充任接伴使。此后奉命发解开封府举人，并与三司共同商定茶法。同年，韩琦被授为契丹(辽朝)正旦国信使，出使辽朝。还朝之后，任“同三司省国用”，转官起居舍人、知谏院。

　　宝元二年(1039年)，韩琦被升授为知制诰、知审刑院。因四川旱灾严重，饥民大增，又于同年被任命为益、利两路体量安抚使，获赐三品服 。他到四川后，首先减免赋税，“逐贪残不职吏，汰冗役数百”，然后将当地官府常平仓中的粮食全部发放给贫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设稠粥，史称其“活饥民(一)百九十万”人。蜀民无不感激地说：“使者(指韩琦)之来，更生我也。”

　　西北御夏

　　自景祐五年(1038年)起，原臣服宋朝的西平王李元昊称帝建立西夏，公开与宋朝对抗，使得与夏邻界的陕西形势非常吃紧。宝元二年(1039年)，韩琦刚从四川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详细剖析了陕西边备形势，随即被任命为陕西安抚使 [19] 。到了陕西，他看到苛捐杂税很重，百姓非常穷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李元昊大举围攻延州(今陕西延安)，守将刘平、石元孙在三川口(今陕西安塞东)兵败被俘，镇守延州的范雍降职他调，韩琦大胆推荐因“荐引朋党”罪名而被贬至越州(今浙江绍兴)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说：“若涉朋比，误国家事，当族。”又为被诬陷的刘平的宗族子弟申辩。五月，韩琦以枢密直学士与范仲淹一同被任命为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充当安抚使夏竦的副手。韩琦主持泾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对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见分歧。韩琦持强硬立场，力主攻策，与夏军决战。他认为拖延时日，财政日绌，难以支撑，况且分兵诸路，容易被各自击破，不如“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贼骄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则主张持久防御，在加强军备的前提下，乘便击讨，不赞成深入敌境的进攻战。

　　夏竦难以定夺，即派韩琦、尹洙到开封以攻守二策进呈朝廷，请仁宗自己决定。仁宗幻想一举解决问题，于是决定采用韩琦攻策，并下诏鄜延、泾原两路会师，定期于庆历元年(1041年)正月进攻。后根据范仲淹请求，改为春暖出师。

　　庆历元年(1041年)春，李元昊在伺机攻宋前，向宋军诈和，被韩琦识破。他命令诸将严加防守。

　　二月，李元昊率十万大军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直逼怀远城(今宁夏固原西)。韩琦闻讯，急派大将任福领兵一万八千人，以桑怿为先锋，前往抵御，进行阻击。行前，韩琦向任福面授机宜，命令他们绕到夏军背后，可战则战，不可战则据险设伏，截其归路，并再三叮嘱：“如果违命，即使有功，也将定罪处斩。”

　　任福在张家堡南小捷，于是贪功轻进。夏军佯败退走，沿途遗弃不少物资，宋军不知是计，轻装猛追至渭州以北的好水川(今宁夏隆德西)。当时，夏军在好水川里边放了几个木盒子，宋军只听盒子里有鸟叫声，不敢轻动。任福到时，命令打开，只见一百多只鸽子飞跃而出，盘旋在宋军上空。这正是西夏军队发出的合击信号。宋军正在惊疑之时，夏军已从四面合围。宋军人马三日乏食，疲惫不堪，奋战后仍遭遇大败，包括任福在内的将卒六千余人阵亡(将校军官死亡数百人)。

　　韩琦闻讯后，立即下令退军，在半路中，阵亡将士的父兄、妻子数千人，号泣在他的马首前，拿着旧衣、纸钱招魂，哭道：“你从前跟随招讨(指韩琦)出征，如今招讨回来而你死了，你的魂识也能跟着招讨回来吗?”当时哀恸之声响彻天地，韩琦掩泣驻马，不能行进。宋军兵败好水川，虽不是韩琦亲自指挥，但贸然出兵，用人不当，也难辞其咎。

　　战后，宋廷追究败军之责，撤去了夏竦的职务，韩琦、范仲淹也被调职他用。韩琦降为右司谏、知秦州，范仲淹降为户部员外郎、知耀州(今陕西耀县) 。十月，宋廷分陕西为秦凤、泾原、环庆、鄜延四路，各自设置帅臣，其中韩琦兼任本路马步军都部署、经略安抚缘边招讨使。

　　庆历二年(1042年)四月，朝廷为四路帅臣换职为观察使，范仲淹等三人均不肯接受，只有韩琦同意受任秦州观察使。闰九月，宋军又大败于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大将葛怀敏战死，主持泾原路军务的王沿被降职他调。十一月，朝廷命韩琦恢复旧职，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与范仲淹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共守西陲。

　　当时在陕西的东兵自禁军宿卫而来，不耐劳苦，韩琦奏请增添土兵代其戍守，又筑德顺军，以作为萧关、呜沙道路的屏障。

　　自好水川败后，韩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议，两人同心协力，互相声援。由于两人守边疆时间最长，又名重一时，人心归服，深为朝廷倚信，故天下人称为“韩、范”。

　　庆历新政

　　西夏在战争中虽多次获胜，但损失也很大，人心厌战，民怨沸腾，于是宋夏开始转入旷日持久的“庆历议和”。在边界形势稍趋缓和的情况下，庆历三年(1043年)四月，正在“谋取横山，规河南”的韩琦与范仲淹一同奉调回京，同任枢密副使。

　　宋夏转入和议后，韩琦、范仲淹等入朝为执政大臣。一时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称誉。当时国子监直讲石介听说韩、范二人来朝中供职，特意写了一首《庆历圣德诗》来称赞韩琦等人。仁宗也想励精图治，有所作为，因而特别礼遇韩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们尽快拿出救世方案。

　　当时，李元昊以契丹为后援，在宋夏和议中态度强硬，向宋朝要挟“岁赐、割地、不称臣、弛盐禁、至京市易、自立年号、更兀卒为吾祖，巨细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两府大臣大多厌战，“将一切从之”，韩琦坚决反对。此年七月，他上《论备御七事奏》，认为当务之急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边计，三曰擢材贤，四曰备河北，五曰固河东，六曰收民心，七曰营洛邑”。接着又陈述救弊八事，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以整顿吏治，选拔人才为主要内容的改革措施，与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项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时弊。这次由范仲淹主持，韩琦、富弼等人积极参与的政治改革，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参知政事，富弼为枢密副使，积极推行各项新政措施。是年，陕南大旱，饥民纷纷加入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农民起义队伍。仁宗命韩琦宣抚陕西。韩琦调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战的官军，迅速镇压了起义，同时鉴于灾情严重，还采取了一些果断措施，如：选派官吏分赴各州县，发放官粮赈济饥民;蠲免各种苛杂的赋役;考察官吏，选贤任能，罢黜庸陋之人;将军队中老弱不堪征战者淘汰一万余人，以减少用度。他不但大举修缮鄜延路的城寨，还认为应该等到西夏同意归还侵占宋朝的土地后再同意议和。

　　庆历四年(1044年)春，韩琦宣抚陕西回到开封。五月，上陈西北边防攻守四策，认为“今当以和好为权宜，战守为实务。请缮甲厉兵，营修都城，密定讨伐大计”。

　　庆历新政的实施，遭到了一些守旧派官僚的激烈反对。他们诬告新政官僚结成朋党，欺罔专权。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防秋”为名，宣抚陕西、河东。八月，富弼宣抚河北。

　　庆历五年(1045年)正月，执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贬职出朝。韩琦为人爽直，对于军政大事，向来是“必尽言”，他虽为枢密副使，主管军事，但事关中书的事，也要“指陈其实”，有的同僚不高兴，仁宗却了解他，说“韩琦性直”。对于范仲淹、富弼的贬谪，韩琦挺身而出，据理辨析，但没有结果。随后，韩琦陈述十三条理由，支持泾原路帅臣尹洙反对渭州宿将刘沪修建水洛城(今甘肃庄浪)的举动，但朝论“不谓然”，他心灰意冷，遂自请出外，于三月被罢去枢密副使之职，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至此，主持庆历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暂的“新政”以失败告终。

　　抚治北疆

　　韩琦在地方时，治军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设条教，葺帑廪，治武库，劝农兴学，人人乐其恺悌”。庆历七年(1047年)五月，韩琦为京西路安抚使，自资政殿学士、知扬州迁为知郓州(今山东东平)。十二月，转知真定府(今河北正定)。

　　庆历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并兼安抚使，进位资政殿大学士，又加观文殿学士。 定州久为武将镇守，士兵骄横，军纪松弛。韩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顿军队，采取恩威并行的方法，对品行极其恶劣的士兵果断诛杀，而对以死攻战的则予以重赏。后来他又研究唐朝名将李靖兵法，仿作方圆锐三阵法，命令将士日月操练，结果定州军“精劲冠河朔”。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韩琦以武康军节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当时在河东路担任走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为人贪恣，仗势不法。韩琦上奏，请朝廷将其召回，仁宗只好令廖浩然回京，并施以鞭刑。

　　并州辖境与契丹接壤，邻边的天池庙(今山西宁武西南)、阳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阳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韩琦派人与契丹“酋豪”交涉，收回了这些地方，并立石为界。

　　宋初大将潘美镇守河东时，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边百姓迁徙内地，致使边塞大片耕地荒废不耕。庆历四年(1044年)欧阳修奉使河东时，就曾建议解除代州(今山西代县)、宁化军(今山西宁武西南宁化堡)、岢岚军(今山西岢岚)、火山军(今山西河曲南)沿边之地禁耕令，以增产粮食，供应边防军需，却为军帅明镐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韩琦再次建议，才得以实行，开垦田地九千六百顷。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韩琦以疾自请改知相州(今河南安阳市)。在家乡，他建造昼锦堂于州署后园。

　　中枢十载

　　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韩琦被召还为三司使。八月，拜枢密使。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韩琦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成为宰相。嘉祐六年(1061年)闰八月，以原职进拜刑部尚书、昭文馆大学士、监修国史，封爵仪国公。

　　韩琦就职朝廷枢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难题就是仁宗的建嗣问题。仁宗三个儿子早亡，皇嗣迟迟未定，而从至和三年(1056年)开始，仁宗就时常犯病，一时人心恐慌，议论纷纷。大臣们接连上疏，极力劝说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韩琦拜相后，再提建储之事，认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祸乱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与参知政事欧阳修等人再三苦劝，仁宗终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赵允让之子赵宗实(赐名赵曙)为皇太子。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仁宗病逝。赵曙即帝位，是为宋英宗。韩琦出任仁宗山陵使，并加门下侍郎兼兵部尚书、平章事，进封卫国公。

　　英宗即位之初，突患暴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帘听政。一些宦官不断向曹太后说英宗坏话，致使两宫嫌隙萌生，关系颇为紧张。为了调解两宫矛盾，韩琦和欧阳修费了不少精力。韩琦、欧阳修进见曹太后时，曹太后呜咽流泪，诉说自己的委屈，并说：“老身殆无所容，须相公作主!”韩琦说：“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欧阳修也一道委婉劝说。见到英宗，英宗又对韩琦说：“太后待我无恩。”韩琦劝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为少矣。然独称舜为大孝，岂其余尽不孝耶?父母慈爱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为可称。但恐陛下事之未至尔，父母岂有不慈者哉。”从此以后，两宫关系渐渐缓和。

　　治平元年(1064年)二月，韩琦提举修《仁宗实录》。五月，英宗病愈，在韩琦的劝说催促下，曹太后撤帘，降手书还政。闰五月，英宗特授韩琦为尚书右仆射。他多次请辞相位，英宗均不许。次年十一月，充任南郊大礼使，进封魏国公。

　　英宗亲政仅半月，韩琦等人就提议讨论关于英宗生父、濮王赵允让的名分问题，而英宗为了减少追封阻力，批示等过了仁宗大祥(满二十四个月)再议。治平二年(1065年)四月，韩琦等再次提出这一议题，于是，英宗出诏将议案送至太常礼院，交两制以上官员讨论。争论持续了十八个月，其中以韩琦为代表的中枢宰执等顺应英宗之意，建议尊赵允让为皇考，但遭到了翰林学士王珪、侍御史吕诲等人的反对，他们力主称仁宗为皇考，赵允让为皇伯。曹太后闻讯，一度草诏严责韩琦等，英宗预感到形势的发展于己不利，不得不暂缓讨论此事。最后，韩琦等劝说曹太后签押，同意称赵允让称“皇”，其三位夫人并称为“后”，并贬吕诲、吕大防、范纯仁三人出外。此事才告终。

　　韩琦身为宰相，却始终以边事为念，他曾多次就边防问题向英宗陈说方略，建议在河北、河东、陕西等路“籍民为兵”，以为“义勇”，三丁选一，于手背刺字，农闲时练兵，战时防御，既可增强军事力量，也能减少冗兵军费。

　　治平三年(1066年)九月，西夏大举进攻大顺城(今甘肃华池县西北白马乡)，韩琦建议“停岁赐，绝和市”，遣使向西夏问罪。枢密使文彦博反对，部分朝臣亦举仁宗时对夏战争的旧事。韩琦判断：“李谅祚(即夏毅宗)不过是个狂童，并没有李元昊的智谋计略，而如今的边防远过当年。马上派人诘问，夏人一定服罪。”英宗按其意见行事，李谅祚果然上表谢罪。英宗得到消息后，看着韩琦说：“一如你所料。”同年冬，英宗病重，建嗣问题表面化。韩琦进言说：“陛下久不视朝，愿早建储，以安社稷。”英宗点头同意，于是确立颍王赵顼为皇太子。

　　押班事件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逝，赵顼即位，是为宋神宗。韩琦拜司空兼侍中，并任英宗山陵使。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弹劾韩琦，说他自嘉祐以来，专执国柄，君弱臣强，且“不赴文德殿押班”，专权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实为诬告，将其罢职，但韩琦在英宗的永厚陵复土后，不再入中书门下办公，坚决辞位。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为镇安、武胜军节度使及司徒兼侍中、判相州，并在韩琦入宫奏对时泣道：“侍中(指韩琦)一定要离开，今天已经降制了。”又在东京兴道坊赐他一座宅第，擢升其子韩忠彦为秘阁校理。韩琦辞退所授两镇，仅兼领淮南节度使。

　　正在这时，守边大将种谔擅自对西夏发起突袭，一举攻占绥州(今陕西绥德)，边界气氛骤然紧张，朝廷忧虑。韩琦在尚未赴任的情况下，又奉旨改判永兴军(今西安)兼陕西四路经略使。朝中一些大臣认为绥州孤绝难守，主张放弃。韩琦最初同意放弃，但在陕西宣抚使郭逵的劝说下，反对焚弃绥州。一个月后，西夏国主李谅诈去世，战事暂告平息。

　　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韩琦复判相州。在相州任上还未满三个月，河北地震，黄河决口，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神宗赐手诏给韩琦，让他迁判重灾区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兼北京(亦指大名府)留守、河北四路安抚使 ，并被准许便宜从事。

　　新法之争

　　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开始进行变法。九月，颁行“青苗法”。次年(1070年)二月，韩琦上疏反对青苗法，认为青苗法不论贫富，一律按户等配借青苗钱，上三等户及坊郭大户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贷给青苗钱，这种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济困乏”。神宗看了韩琦的奏疏，一度动摇了变法决心。王安石将韩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条例司”，逐条批驳，公布于天下。后来韩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韩琦还对“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对意见。同年，韩琦解除了河北四路安抚使之官，仍判大名府。

　　在对外关系上，韩琦被认为“一改从前的强硬立场而日趋软弱妥协”。当时宋和契丹在“划界”河东问题上争得不可开交，韩琦上疏神宗，认为宋在边防策略上主动进攻，积极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请神宗去掉各项新法，并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官(法)之类，因而罢去”，以换取边境安宁。

　　病逝相州

　　熙宁四年(1071年)二月，韩琦被改授为永兴军节度使，被他推辞，仍判大名府 。判大名府期满后，朝廷根据韩琦的要求，命他再判相州，并拒绝解除他淮南节度使的加官。

　　自熙宁七年(1074年)秋起，韩琦屡次上表请求致仕，均未获准。直至熙宁八年(1075年)五月，方才被再度授为永兴军节度使，因韩琦病重，已不能就职 。六月二十四日(8月8日)，韩琦在相州溘然长逝，享年六十八岁。神宗在禁苑为他恸哭举哀，又辍朝三日，即日赐其家银三千两、绢三千匹，并下诏允许韩琦配享英宗庙庭，特赠尚书令，赐谥号“忠献”;随后发兵为其筑墓，亲撰墓碑：“两朝顾命定策元勋”。

　　宋徽宗时，“追论琦定策勋”，加赠韩琦为魏郡王。

　　宝庆二年(1226年)，宋理宗图画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韩琦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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